“意境”、律诗、汉字,三者均为中华文化的特质与精髓,分别在美学概念、诗歌样式、语言文字三个层面上发挥着深远的作用。这三层作用在王昌龄的《诗格》中相聚相会,形成一个交叉点,为我们有机地理解这三者及其与中华文化深层的关联提供了绝佳的平台:“意境”说是在《诗格》中首次提出的;《诗格》是讨论律体诗写作方法的专论:作者在这一专论中提出“意境”这个美学概念的同时,把它与“皇道”及其背后文字(比如“一”)的创造相连,从而第一次完整地将中华文化这三层精髓融为一体。《说文解字》“一”字条:“惟初大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文心雕龙·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旬,因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忘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王昌龄也在《诗格·论文意》里说:“文字起于皇道,古人画一之后方有也。”汉字是汉文化的表意基础,也是汉文化思维特质、即“道”妙之所在,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是也。汉字“并置呼应”的表意原则,以象性取意为基础,通过“时空和构”的表意结构形成“非此非非此”的表意范式,是中国二元互补哲学立场的自然表露。汉字“并置呼应”象性表意原则首先体现在汉字合体的拼合结构中,“会意”字“武”、“信”,由单体文“止”、“戈”、“人”、“言”等“并置呼应”而成(所谓“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形声”字“江”、“河”原理亦然,只不过“会意”形形相合,而“形声”声形互构,本质上均为“时空和构”表意体。即便像“一”字和卦象中的阴爻(—)、阳爻(—)这样最简单的象形符号,也是主客“并置呼应”的结果。主观通过“格物”见象,又因“象”得“意”,在对图像反复概括提纯后,终于生成了汉字表意体系。于是,汉字既有主观成分(人对实像的抽象),又有客观成分(汉字对客观的象意),体现的是一种非主非客,非非主非非客的“非此非非此”表意范式。律诗的对仗、平仄、粘对和押韵等抽象诗律体制,也是建立在“并置呼应”的基础表意原则之上的,对仗、平仄、粘对和押韵等中的对偶、呼应现象,就是“并置呼应”原则的体现。律诗的体制(对仗、声律)就是一种“时空和构”的结构,其“意境”的产生,依赖于律诗内部“音舞”、“意象”等诸元素的“并置呼应”。本文还对“象”、“意”、“境”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得出:“象”的基础乃“卦象”、“字象”。其再上层的表意单位是“意象”。“境”乃“意象”(包括律诗中“音舞”之象)“并置呼应”的产物:“境”生于文内,成于文外,即刘禹锡所谓的“境生于象外”。“意境”之“真”体现在主客“并置呼应”、“天人合一”时,“意”与“道”的契合之中。本文一开始就对杜甫《春望》一诗作了三种不同的解读,从文句、声律、立意三个层面对该诗文字学层面的“象”(卦象、字象)性表意方式、语言学层面的“言”(言之“乐”性)之“音舞”作用,以及汉文化摹情达“意”(“言不尽意”“得意忘象”)的意指态势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其中“并置呼应”表意原则及其与“立象以尽意”、“情志传统”和“天人合一”等深层文化哲思的联系。同时,本文还运用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主述位推进模式,以定量分析为手段,对任意选择的40首《唐诗三百首》诗歌(初、盛唐时期的五律20首,七律20首,共160联)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用可靠的数据印证了“意境”说形成之时律诗“并置呼应”的基础表意原则及其“时空和构”表意结构和“非此非非此”表意范式。“意境”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诗学概念,是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结晶,它在王昌龄的诗律专论《诗格》中提出,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种“巧合”实乃“并置呼应”象性表意基本原则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传统二元互补哲学立场的自然发展与体现。这一典型的古典诗学概念,一头通向汉字基本的象性表意体系,另一头则与律诗声韵、文句的格律相连,充分体现了华夏文化的表意特点,为我们研古习今,沟通东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