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个人信息数据不仅是跨国公司的宝贵资源,也成为全球化和全球数字经济的基本动力之一。同时,当个人信息数据跨越国境流动时会面临诸多问题,尤其是在数字世界中,当个人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权或隐私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寻求补救和救济措施过于繁琐。而不同国家的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在实施和执行上自然存在差异,这也为企业收集、使用、控制和处理个人信息数据带来了挑战。我国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相对其他欧美国家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跨境数据流通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尤甚。当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仅有《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数据跨境流通进行规制,然而尚无配套立法文件解决个人数据跨境流通在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当前我国关于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通用途径仅有信息主体的同意以及安全评估机制,单一的数据传输模式极大的限制了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同时,对于个人信息数据分类标准仍旧较为模糊,无法满足纷繁复杂的现实适用的需求。在我国数字互联网领域已几近可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今天,行业自律及自我规范体系却任未建立,行业自律规范的缺失不仅限制数字经济的长足发展亦可能造成行业乱象层出不穷。站在国际视角看,我国在跨境数据流通国际合作上身影鲜见,亦未在各类国际数据流通体系制定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这与我国数据大国数据强国的形象极为不符。针对我国个人信息数据跨境流通通用模式的改进,我们可以从欧盟的立法实践中汲取灵感。欧盟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相关立法以人权保护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形成多种个人数据跨境流通模式,包括充分的保护水平,“约束性公司规则”、“标准合同条款”以及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我国可充分借鉴欧盟的先进经验,启用“白名单”模式,即数据自由流通免审机制,以行政特区为试点初步构建区际数据跨境共享规则,其后借助“一带一路”政策的发展在亚非拉地区拓展适用范围,以提升国际影响力。同时,充分吸收借鉴“标准合同条款”及“约束性公司规则”拓宽个人信息数据跨境流通通用模式,并辅以“分类分级”数据管理制度以满足实践中多样化需求。对于数据跨境流通中以行业自律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协调合作的开展,美国以及APEC的立法实践亦可为我国提供充分的借鉴经验。美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政策价值取向基于自由市场。因此,美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做法依赖于行业自律和国际协议,与之类似是以美国为主导形成的APEC跨境隐私执行安排（CBPA）和跨境隐私规则（CBPR）,CBPR的核心原则与美国的做法类似,几乎依赖于问责原则,而问责原则依赖于企业的自律。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建议我国采取以国家行政纠察为主,以问责原则为辅的基本框架原则,以安全评估作为数据跨境流通的基本模式,辅以“标准合同条款”及“约束性公司规则”作为并行替代模式,同时积极参与协助个人数据跨境流通国际规则的构建、发展与运营,提升跨境数据流通法律规制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