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自古以来都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为人民谋幸福,又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不变的初心和使命——如此广泛的关注就使得“幸福”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进入我国的官方宣传体系,并帮助党和国家所发出的上位话语以自身需求对普罗大众所持有的下位话语进行建构或重塑。本文据此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媒介中“幸福”话语的呈现及其内部机制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即通过观念史研究方法、量化内容分析法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等三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媒介“幸福”话语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建构了哪些有关幸福的知识及信仰体系,进而描绘70年间媒介话语中“幸福”的意义变迁图谱。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在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环境内,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幸福思想,取自西方的马克思幸福思想,和由前两者碰撞而产生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幸福思想不仅构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媒介“幸福”话语的思想基础,同时还为它们提供了诸如“幸福存在于现世”和“幸福源自于劳动与实践”等丰富的话语资源。而建基于以上发现的样本分析则帮助我们更进一步洞悉,新中国成立70年间的媒介“幸福”话语不仅可以根据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下的样本内容走向分成五个独具特色的阶段,还能以之为基础展现出幸福观念及其建构策略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历经流转。其一,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的确立与巩固,建国之初十七年间的《人民日报》采取了一种以“通俗化”为主要特征的话语策略来构筑“幸福”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天然联系,并随着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而在这种联系间注入了劳动与实践的因素;其二,为了鼓动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参与热情,“文革”时期的媒介“幸福”话语在前期“通俗化”策略的基础上加入了新型的“话语独白”策略,从而将幸福异化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人们本身所拥有的无产阶级群众身份的认同;其三,为了在国民文化素养提高的背景下重建为极端政治环境所破坏的文化领导权,改革开放热潮期的《人民日报》重新贯彻了一种以“中立化”为主要特征的话语策略,幸福由此不再如过去一般被囿于特定的范围内,而是随着人本精神的回归而踏入了多元、均衡的新境界;其四,为了从传播的角度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顺利地完成政权调适,政府职能转型期的媒介“幸福”话语不仅将关注的重点由过去的“幸福是什么”转变为“幸福何以成为可能”,同时还在回答这一全新问题的过程中继续以“中立化”的策略塑造了政府的新型服务形象;最后,由于认识到幸福理想的实现无法凭借服务型政府的一己之力来完成,2018年以后的媒介“幸福”话语不仅再次征用了早期有关劳动与实践的话语资源来凸显奋斗这一全新主题,更试图通过全新的“意动性”策略促进人们为幸福的获取而采取行动。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幸福”话语变迁历程实际上也是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媒介来帮助人们调适理想与现实的过程:从建国初期相对关注“人的价值”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谈人色变”,再从改革开放初期重视人的现实需要提升为新世纪以来愈加尊重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以上诸阶段所暗含的“人”在“幸福”话语中高低起伏的重要程度变化,体现的正是媒介凭借人们对幸福理想的憧憬处理现实、理想与人三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也即媒介以幸福理想引导人们按照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需要来认知现实、适应现实、甚至为改变现实而努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