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一直按照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比较优势循序发展,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比较优势发展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居于高位,国际风险表现出易输入和易放大的特性,从而削弱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国际上世界经济危机的余波造成中国贸易增长的停滞,国内内需提振乏力,投资边际效用递减趋势明显,传统以出口、消费与投资需求为主导的“三驾马车”无法对经济形成有效刺激。在经济新常态中,经济增长研究的重心由传统的需求侧调整到供给侧,但供给侧结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够缓解经济的困境,长期内能够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只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动力也必须朝着技术驱动的方向切换。在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朝着技术密集型过渡的关键阶段,极有必要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探讨,从而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采用1989年至2014年的数据,通过使用平滑转移模型、协整、非线性检验、网格搜索等计量方法,对此期间的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本国企业对外投资OFDI、自主创新、人力资本等变量对中国技术增长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现阶段OFDI对技术进步和经济集约化程度没有显著影响;第二,贸易、FDI、自主研发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影响显著,而对经济集约化水平产生影响的解释变量为FDI、自主研发和间接影响的人力资本,贸易没有带来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改善;第三,FDI可以较好地促进技术进步,而在不同时间段对经济集约化程度影响不同,表现为前期为正,改善了经济集约化程度,而后期为负,制约了经济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第四,从长期来看,自主创新是技术进步和经济集约化水平改善的唯一驱动力量。此基础上猜想存在“工程师和学者红利”,劳动和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的中间桥梁为知识密集,切实利用好知识密集比较优势,是完成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