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而城市规模分布则会影响整个城市体系外部性作用的发挥。现有研究表明,不管是城市规模分布过于集中还是过度分散,都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不利于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最终将阻碍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转型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一昧追求城市化的速度已然不再符合发展的要求,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当前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进行全面系统地描述和分析、寻找能够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现状进行解释的制度因素,进而探索优化城市规模分布的路径和方法自然成为了值得关注的话题。财政分权作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地区间的资源分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于以财政分权为代表的政治体制安排在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有文献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或得出一致的结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与探讨一方面可进一步补充城市规模分布的相关研究、丰富财政分权的外部效应理论;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可为中国未来城市空间体系合理谋划布局、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为了考察财政分权与中国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关系,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下:首先对城市规模分布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介绍主要概念和阐述相关理论基础。然后展开本文主体部分,利用统计分布拟合、首位度、赫芬达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国家、区域、省际三个层面对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以求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紧接着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程度对城市规模分布的作用路径,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和城市规模分布的关系进行了线性关系、调节效应和非线性关系的检验。本文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齐普夫定律,具体表现为中小城市数量偏多、而大城市数量偏少、城市间规模差距不足的“扁平化”分布特征;城市规模分布仍需进一步优化。（2）财政分权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改变其收支等行为引导资源流向来作用于城市规模分布,其的净效应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1997-2018年整个回归期间,财政支出端分权程度及税负水平的提高是使中国城市规模分布走向“扁平化”的重要因素;与之相对的是,财政独立程度对城市规模分布产生了集中效应,减弱了财政分权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分散效应;非线性关系的检验结果说明,财政分权与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这主要因为城市规模分布受到财政分权产生的分散效应和集中效应双重因素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则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