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哲学领域,波普区分了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非决定论两种认识论,而在证伪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双重影响下,使波普坚持了历史发展的非决定论思想。这种历史非决定论观点反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也即反对历史决定论思想。并且,波普将马克思主义认定为是历史决定论的代表之一。他将证伪主义的认识与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科学领域,以历史发展的不可重复性和历史趋势命题在逻辑上的非全称命题性质为主要论据,来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科学知识增长的不可预测性和“俄狄浦斯效应”对预测客观性的影响为主要论据,来否认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从而达到对历史决定论和唯物史观的批判目的。然而,波普并没有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并且是以一种绝对精确的自然科学规律和预测标准来要求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和预测,这就使他忽略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存在无条件的普适规律,这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同样也无法达到的,我们也不能以历史发展现象的不可重复性和偶然性来否认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本质规律。同时要意识到规律是多样的,因此历史规律与历史趋势是辩证存在的。同样地,针对历史进程的预测问题,波普忽视了历史预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存在。而波普之所以极力反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在于他认为这种历史决定论思想与社会政治工程的结合会导致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因为认为这种结合是基于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显然这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相悖。他将这种带有历史发展决定论思想的社会政治工程称之为“乌托邦工程”。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波普批判“乌托邦工程”的首要代表。波普不仅反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斗争、国家观等思想,也反对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而宣扬一种“渐进社会工程”和开放社会。但是,仔细剖析波普的政治哲学观点,我们便会发现他的思想本质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的翻版。无论是波普的历史哲学思想还是其社会政治观点,都是建立在其证伪主义或者说批判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因此对波普历史哲学的评析离不开对其方法论前提的批判。波普坚持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一致性,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社会历史问题,而忽视了两种科学间的区别,这种论证界限的随意性导致了其社会政治观点内部的矛盾。同时,其认识论上的偏颇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贫困也进一步加剧了他社会历史哲学内部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