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至上理论一直占据着企业理论的主流地位,由其推演出的资本雇佣劳动似也是天经地义的。但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主流企业理论远没有揭示公司的奥秘。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人们对主流理论的质疑中应运而生,其立足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对物质资本强权观的质疑,在拓展了对契约签订主体和产权主体的认识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主流企业理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同时,全球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遇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包括企业伦理问题、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公司环境管理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主流企业理论中难以寻找到满意的答案,需要一个包容性更强的企业理论来解释公司的经营活动。在这种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下,尤其是在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1310法案》通过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与主流企业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公司剩余权分布方式的认识不同。主流企业理论认为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应该集中对称分布于物质资本所有者,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认为两权应该非均衡地分散对称分布于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中,甚至非均衡地分散对称分布于界定清晰的利益相关者之中。　　 我国的商业银行公司存在股东治理“搭便车”、大股东行为行政化、内部人控制严重、不完备出资人条件下的预算软约束、公司契约制度的不完备与公司治理形式化、激励机制扭曲和残缺市场下的外部治理机制失效等缺陷,这些缺陷实质是因为在股东利益至上下的商业银行公司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集中分布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参与银行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参与银行公司治理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股东至上理论下银行公司面临的问题,其更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经济法理论、经济民主理论以及企业伦理学作为其理论基础,进一步表明了利益相关者参与银行公司治理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理论已经陆续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规范性文件中予以规范。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首次以专章的形式对利益相关者予以规定,银监会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央行颁布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等对银行利益相关者问题予以了规定。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端于管理学和经济学,影响到法学。但法学上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法律上的规定也流于形式化,为优化银行公司治理,贯彻落实利益相关者理论,需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如重新定位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商业银行法中对银行利益相关者予以明确规定以及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如完善商业银行董事会、监事会,设立存款人委员会,进一步推行股权激励机制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等,给银行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提供路径,以期实现银行公司董事会对银行公司及其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切实维护银行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