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态治理的基础无疑是现代科学技术。世界范围的草原治理的理论依据就是现代草原生态学,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制定的一系列技术标准。无疑这些理论与技术标准自身都具有合理性与真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其本身应该是客观的与普遍的、价值中立的,并不涉及应用上的“善”与“恶”的价值问题。但如果一个理论或数学模式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如解决生态问题）,并且这种应用的方法论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就会导致应用意义上的“恶”。当普遍性的科学理论或数学模式被硬塞进其所应用的经验或生活世界,就会犯怀特海所说的独断论的根本错误。即用一幅写生画去取代一幅完全的图画,从而引起了普遍性的科学理论或数学模式与被治理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导致治理效果的不佳,甚至进一步恶化。普遍性科学理论只有具体融入进有限的生活世界之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和价值,这是科技理论发挥其能动性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怀特海反复强调的把模式灌输进自然发生的事物,这些模式的稳定性,这些模式的变更,对于善的实现都是必要条件。我国新疆草原治理的实践也正好说明了上述观点。新疆草原治理运用的一系列现代技术标准,这些科技标准理论的基础是现代草原生态学。然而,产生这种生态学的现实基础是欧美,并扩散应用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方性治理情境中。因此,如何把这种理论应用于新疆的治理实践,就必须融入新疆草原牧区的生活世界之中,技术标准应该适应于新疆草原牧区季节性转场生产生活实践,还要与牧民传统游牧生活中习得的草原生态默会技能相融合。这样才能保证科技标准的科学有效性,消除技术标准运用到新疆草原牧区后的质疑声。因此,越要想技术标准具有“普遍性”,就越要保持其“地方性”,这是科技理论的有效性得以保证的唯物辩证法。这里的“物”是指科技理论治理活动的生活世界,“辩证法”是指其中的科技理论的普遍性与本土的情境性之间的张力。草原治理模式基于西方现代生态科技标准的扩散应用,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设计生态项目用于草原保护建设,以期为共同生活在草原牧区的人们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现代化所带来的福祉。与本论文相关的草原治理主要是指1个算法、1个管理办法和3个技术标准。然而,在技术标准文本的应用过程中,许多生态治理项目的效果不尽人意,技术标准的科学有效性难以保证。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这种失效的根源在于作为决策基础的科技公式与地方性情境的脱节。因此,草原生态治理与保护绝不仅仅与系列技术标准相关,它更与新疆草原治理的地方性情境相关,这里的情境包括: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1）人类因素主要包括:新疆草原牧区牧民及其地方性技能,草原站的管理、监测技术人员,进行草地试验研究的草学专家,畜牧业管理及技术人员。（2）非人类因素主要包括:新疆干旱半干旱少雨气候特征,山地与谷地共存起伏的地貌特征,垂直性分布的草地类型,频发的自然灾害包括白灾、黑灾、洪涝、蝗虫鼠害。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对新疆草原治理实践中普遍性的科技公式与地方性的情境之间的内在张力进行深描,这一张力的表现及其消解途径就是本文的主要内容:（1）“见草不见畜”的载畜量标准算法,及其衍生的草地载畜量算法、营养载畜量、生态载畜量和经济载畜量。这些计算公式没有考虑到新疆草原牧区的情境。对这种“见草不见畜”的算法与牧民实践经验所得的“米提斯”之间张力的产生及消解,就构成了本论文的第一章。（2）以草定畜的算法“系统”“控制”了牧区“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异质性要素。第二章主要展现了草畜算法“系统”与牧区“生活世界”之间张力是何以产生的。（3）草原治理不仅需要理想的禁牧技术标准,更需要的是文本对禁牧前后牧区出现的“生活形式”新变化的适应,由此才能消解科技标准与牧区“生活形式”之间的张力。这就构成了本论文的第三章。（4）分析草地资源监测技术标准实施过程中行动者网络发生断裂的各种节点,构建现代草原治理理论与地方情境性之间的行动者网络的紧迫性,构成了本论文的第四章。（5）草学专家将围栏划区视为行之有效的草原保护措施。这种观点是基于数学模式的划区轮牧技术标准的有效性。但其结果却没有能够有效遏制草地退化。原因在于:一方面,围栏划区会引发诸多牧区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围栏之后的轮牧与新疆地理环境不匹配,尤其是无法有效地解决牲畜的饮水问题。这些构成了本论文的第五章。这种矛盾背后实际上隐藏着逻辑经验论的科学观。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逻辑实证论借助“辩护的语境”,把社会、历史与伦理因素排斥在科学哲学之外。科技扩散应用的问题是基于逻辑实证论的巴萨拉扩散模型,展现为欧洲中心论,即普遍性的科技文本打破了地域时空界限,线性地同质化了各种地方性情境和社会。在进行草原生态治理中,这种同质化不仅会抹掉不同纬度、不同经度上的森林、草原、荒漠等之间的地方性差异,还会消除具有不同历史与文化演化途径国家的地方性差异。在当下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如何思考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其实质是现代生态科技治理应用中出现的“西方和非西方”、“中心和本土”的关系难题。从科学实践哲学来看,现代的生态治理并不是一个科技文本应用的线性同质化过程。实际上,考察现代草原治理科技的全球性实践,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两种事实,一是,面对草原牧区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基于中性公式化演算系统的现代草原治理科技具有主导性地位;二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经历了传统游牧生活的历史磨砺过程,积累了大量的地方性知识,时常表现为能反映当地情境的常识性技能。这种地方性知识是不容忽视的边缘化知识。现代草原科技治理的实践,就是科技标准的普遍性与地方性情境在接触空间中的“文化相遇”的过程。草原科技治理理论应该与地方性情境相结合,这就是抽象科技标准的具象化,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异质性要素相互阻抗与适应,如身份政治、话语方式、物质实践等要素。这一具象化过程凸显了本土化策略的重要性,表现为现代草原科技标准扩散应用过程中会遭遇到的阻抗、形变、本土化等诸多应对的技术策略。因此,西方科技标准的普遍性只能再现于地方情境的行动和历史之中。当然,当下全球现代化过程中,时空被压缩、文化加速融合,这使得地方性情境中的社会、生态和知识不得不进入现代化洪流之中,这一过程也迫切要求地方性社会与知识去重塑自身的文化身份。这就是科学实践哲学为当代草原科技治理标准的应用所注入新的思维方式。本文基于对新疆草原治理实践的考察,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展现出草原生态治理成效不佳的根源——现代草原科技治理标准与地方性情境之间的各种张力。在实践上,如何消解这些张力、如何让草原治理的技术标准与草原地方性情境相匹配,这些都涉及到草原治理的具体的政策、方针与措施。这些不是科学哲学能承担与胜任的任务,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本文希望能为这些治理的具体工作提供某些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