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人通常为促成契约的达成而自愿或被迫排除某项权利的适用,合同成立后又转向法院请求确认该排除行为无效。我国民法中明确规定特定权利不可排除的条文屈指可数,多数情况下的权利排除条款效力缺乏上位法依据。法律权利纷繁复杂,立法不可能对每一权利能否排除适用进行逐一释明,权利人在民商事活动中或可通过意志性活动排除任一权利,这一行为必然引发关于排除条款效力的争议。本文以委托合同中的排除条款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该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归纳出该领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进行相应的法律适用分析,以期为缓解权利排除条款效力认定困境提供些许助益。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权利排除条款效力认定概述。权利排除条款,顾名思义,是指民事主体排除某项权利享有与使用的约定或声明。这一概念并非权威法学术语,而是极具生活化色彩的词语。我国现行学术探讨立足于预先放弃遗产继承权、流质条款、诉权、合同法定解除权、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违约金酌减权、索赔权、时效利益、社保权益等特定权利或利益的排除效力。本部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有关时效利益、人格权、遗产继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能否排除适用的法律规定,简要分析了不同权益类型法律允许或禁止排除的行为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取向的差异。通过分析立法逻辑,总结出现存立法对排除条款效力认定的启示是:一,国家意志对私法自治进行必要干预;二,效力认定要防范弱势方利益保护的过度泛滥。第二部分,权利排除条款效力认定的困与难。权利排除行为效力相较于其他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认定最特殊之处在于须先回答“是否存在不可放弃的权利”。除此之外,还面临着立法条文缺失、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一般规范的局限性、民法法益难以抉择、意思自治边界难以划定等困难。在司法案例中,无论裁判者是否在裁判文书中对上述问题进行明确回应,法官在效力评判时必将引发对上述问题的思考。第三部分,典型权利排除条款的效力认定。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排除适用的效力争论由来已久,理论成果成熟,司法案例丰富,因此最具典型性。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排除效力法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是将委托合同区分无偿与有偿,仅承认有偿委托合同排除任意解除权的效力;二是无论有偿或无偿,均不承认委托合同排除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我国民法典仍未释明该排除行为是否有效,而是通过将委托合同区分为无偿和有偿两种类型,匹配不同的合同解除责任来弱化对特约排除效力的讨论。通过案例实证研究发现,实务中认定该排除条款效力主要有四大标准:一是强制性规定的效力约束;二是权利目的与性质的考量;三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石地位;四是公共利益的兜底适用。第四部分,权利排除条款效力认定中的要点。权利排除行为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在效力规范上仍应恪守一般效力规范的约束,不同类型的权利排除条款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不乏效力认定应注意的共性问题。本部分首先回答了限制权利自由处分的法理逻辑来源于共同的善,然后从行为效力一般规范的适用、法律法规性质的判断、排除权利方式的区分、权利放弃的时间节点、法益位阶对效力评价的影响、立法上行为效力规制之趋势等方面详细地分析了权利排除条款效力认定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