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且产生了愈发恶劣的社会影响,校园安全问题成为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公众关心的重要民生问题,与校园安全相关的政策议程设置也成为了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为研究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公共问题在社会四处漂浮,等待着进入政策议程。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各自流淌,一旦问题源流或政治源流内部的因素发生变化,适逢耦合机制出现和政策溪流的推动,政策之窗就会开启,政策企业家通过识别问题并对机会进行有效利用,推动问题进入议程,完成政策议程设置。本文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五年规划期为标准对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的嬗变阶段进行划分,对各个阶段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探索不同时期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引入修正后的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我国的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议程设置:从问题源流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校园安全事故发生的数量呈指数型上升,食物中毒、校园欺凌等严重的校园安全焦点事件不断发生,给青少年及其家庭带来的危害也愈发严重,这些变化吸引了政府决策者对校园安全问题的关注,使校园安全问题进入了政府的议事日程。从政治源流的角度来看,党和政府对青少年校园安全问题的关注为媒介引导公共舆论指明了方向,国民情绪表达渠道的完善也减少了民意对政策议程的抵触情绪,创造了有利于问题治理的良性环境。此外,各方面的政策参与者也通过努力,制定了有现实意义的备选方案,政策原汤由此形成。问题指标、焦点事件、党和政府的关注、群众对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出台的呼声等共同推动了该问题进入政府工作清单,且有着完善的备选方案进行支持,政策之窗的开启水到渠成。此后,政策企业家基于自身的政策倾向进行博弈,对问题的治理将最终按照获胜方喜好的方式进行并实现政策议程的设置。根据多源流理论对青少年校园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优化我国政策议程设置路径的建议,希望可以为以后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提供参考:第一,应当从问题源流的角度出发,锁定问题源流,明确政府的治理目标。第二,应当在明确政府目标后,及时理清政策源流,设计并选择恰当的备选方案。第三,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借力政治源流,优化政策议程设置的大环境。最后,应当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重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顺利实现。尽管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在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中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将其引入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分析时,还应当关注:①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溪流在其中的独特影响力以及问题溪流、政治溪流对政府和专家学者制定备选方案时的导向作用;②“政策之窗”的可预测性。在我国,“政策之窗”的开启时机并非如金登所言的“难以预测”,而是可以通过关注重大政治会议的召开、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态度、相关指标的变化等,对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进行预测,从而更好地利用“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社会环境不断改变。因此,我们应当意识到,企图“一步到位”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政策议程设置的现实性较差,应当根据社会现状,循序渐进,将目标问题进行分解,根据各个阶段的社会发展情况,分步骤地对目标问题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