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消费已连续多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在当前经济转型进入攻坚期、新冠疫情巨大冲击和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当前,国际大循环在疫情冲击下出现衰退,而国内大循环的势头日益强劲,面对这一情况,将国内大循环作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以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既符合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义,也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作为消费集聚的重要空间,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提升消费功能和畅通循环体系,是当前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新发展格局为城市消费指明方向,并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新发展格局对城市消费的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供给能力是城市消费的内在基础,一个城市能否提供高品质、多元化的商品和服务,是其能否将需求转化为消费的决定因素。而当前许多城市的消费供给能力尚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升级变化,因此,对城市消费的供给侧进行变革是未来发展的首要任务。其次,新发展格局对城市消费的外在条件提出更高要求。在空间流动性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城市消费发展不仅需要关注本地需求的扩大,也要重视对外来需求的吸引,从而促进城市消费的空间扩展与流动。然而,当前区域消费的空间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如何破除空间障碍,成为促进消费流动亟需解决的问题。再次,新发展格局对城市消费的空间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禀赋特征来看,各城市在消费发展上存在合作与互补;从消费的空间流动状况来看,城市间消费也存在较大的竞争与不均。因此,如何协调差异缓解不均,是实现消费在空间上良性循环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遵循“发展态势分析-内在功能提升-外在条件改善-网络体系建设”的逻辑,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对城市消费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发现可分为以下四方面:第一,从区域整体视角对长江中游城市群消费发展态势和网络格局进行分析。就城市消费总体水平来看,武汉、长沙和南昌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消费水平最高的三个城市,但其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处于中游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消费总额在2010-2019年间持续增长,但空间差异显著且第三产业比重相对较低。就城际消费流动态势来看,城市群内部的消费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割,消费关联主要建立在同省城市之间,而跨省消费很少;到国内其他地区的消费则主要流向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以及天津、合肥、杭州等距离相对较近的城市;到境外的消费流动则主要发生于三个省会和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日本和韩国等东亚沿线的地区与国家,反映出经济发达程度和距离邻近性是影响消费流动的重要因素。第二,从城市内部视角对城市消费功能的提升进行研究。舒适物是后工业社会时期城市发展的重要概念,指的是能为居民带来舒适性体验的各种设施和环境。随着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城市设施的建设也需要向消费倾斜。作为各类设施的集合体,舒适物是城市消费功能的载体和依托,从而对消费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首先从自然、商业、文化、交通和社会五个方面构建城市舒适物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商业舒适物水平相对最高且空间差异较大,而文化、社会和自然舒适物水平相对较低差别不大。其次,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探讨舒适物对城市消费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各类舒适物水平能够通过增加企业数量促进城市消费供给能力的提高,但企业数量增加并未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这是进一步提高城市消费功能所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舒适物在吸引外来人口的短期到访上具有显著效果,能够通过激发人口消费和扩大人口规模来促进城市消费需求的扩大,但是文化和社会舒适物在吸引外来消费上的影响较小。第三,从城市外部视角对消费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双变量二值模型,将消费流动分为人口流动和异地消费两个前后衔接的行为环节,从分步决策的视角探究城际消费流动的原因。研究发现,距离是阻碍人口流动和跨城消费的因素之一,城市群交通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距离的负面效应;文化差异是影响人口流动方向和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尽管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人们跨地区消费的意愿,但仍未能扭转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三产业尤其旅游业的发展尚不充分,限制了对外消费吸引力的提高。其次,通过构建区域边界效应模型,从城市层面探讨消费空间分割现象的原因。研究发现,从省级尺度来看,省际边界对城际消费流动具有显著的屏障效应,对城市本地消费则为保护效应。从市级尺度来看,约有一半城市边界对城际消费流动具有积极影响。省级和市级尺度边界效应的不同,使得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消费流动最终受到省际边界屏障效应的影响而出现空间分割现象。第四,对新冠疫情时期长江中游城市群消费发展进行分析,检验当前城市化水平与疫情传播和消费发展之间的关系。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是否有利于疫后时期的消费恢复?围绕这一问题,从时间阶段、行业分类和地区差异三方面对疫情冲击下城市化的消费恢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对消费的总体影响经历了先正后负再逐渐提升的过程。从行业角度来看,疫情期间综合百货、文体娱乐、数码办公等受到的冲击较小,但当前湖北省城市化在互联网、物流等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上的不足限制了这些消费的线上转化。从空间角度来看,武汉的消费恢复效应迟滞于省内其他市州,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的片面性问题在城市化率更高的地区更为明显。以往我国城市化建设过于追求经济资源集聚和规模空间扩张,而公共服务等软性要素方面的发展较为滞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这一结构性矛盾被加倍放大。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应更加注重服务功能的完善和软性要素的发展,这是增强经济韧性和提高防范能力的必要措施。最后,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以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从政策背景、内涵特征、定位分工与路径对策四个方面探讨城市群消费网络体系建设。国家关于十四五的远景规划明确提出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示。在当前疫后重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是为了提振消费推动经济长远发展,也有打通发展堵点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考量。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武汉和长沙是具有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潜力的两个城市,南昌、宜昌、襄阳和株洲等城市则以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为合理目标,而其他城市也应积极融入消费发展的浪潮中,将自身建设成为具有特色优势的地方性消费城市,最终推动形成高品质、一体化和多层次的城市群消费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