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加里·斯奈德关注的焦点,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问题始终是其作品的核心主题。对斯奈德而言,自然一方面具有建构性,自然的概念通过社会建构而成,是人类认知、社会价值等文化形式的投射;另一方面,自然其本身又是客观存在的,整个自然世界是由符号所组成的世界,具有文本性的特征。斯奈德将自然进行符号化、文本化,并形成其独特的自然观。本文主要从卡莱维·库尔等的生态符号学理论出发,在对斯奈德作品中有关“自然-文本”相关概念的符号学意义进行界定的前提下,分别从符义、符形与符用三个维度,对斯奈德的“自然-文本”,即斯奈德的“自然文学文本”及其作品中呈现的“自然文本”这对交织的意义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探讨斯奈德作品中文本与自然,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通过论析斯奈德的文本与符号思想,本文旨在揭示其自然观。库尔的生态符号学理论遵循皮尔斯符号传统,是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符号学。生态符号学分别从符义维度探讨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从符形维度探讨自然的结构与分类,从符用维度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参与及互动。尽管斯奈德几乎未曾受符号理论的影响,但斯奈德将自然视为文本性的世界,认为自然世界充满符号与文本,其有关符号的观点与皮尔斯的泛符号的自然观不谋而合,这成为本文以符号学思想作为理论方法的根本前提。从符义维度而言,斯奈德作品中的自然文本与自然文学文本两者通过意义关系而相互映射。斯奈德强调自然文本的表意功能,将自然的文本性视为人类与自然进行互动与交流的前提,自然文本“讲述”了自然世界的故事与历史,甚至映射人类的历史。作为诗人的斯奈德则充当自然文本的解释者与翻译者,通过象似性的手法在其自然文学文本中再现客观的自然世界,从而传达来自野性自然的声音。从符形维度而言,斯奈德的自然观遵循一定的发展轨迹,其自然文学文本亦体现了自然的多层结构。随着斯奈德深层生态思想的形成,其理想的自然状态从无人到访的“绝对的处女林”转变为文化与自然共存的“野性之园”的状态。在文化的加工与影响之下,自然通过不同程度的文化化过程而分别呈现出一度自然、二度自然、三度自然的不同结构:在其作品中,自然化身为“山神”等神话形象;自然因人类的参与而发展成为“野性之园”;自然通过图像符号被描绘成山水画这一自然形象后,再由斯奈德通过诗歌语言这一任意符号转换成拟态的形象,呈现在其艺格符换诗中。通过人类的参与,自然因不同的符号过程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并呈现出“不同自然”的状态。从符用维度而言,斯奈德认为文化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必须建立在“地方”的基础之上,他提倡以“行”作为符号互动的方式,从而达到“重新栖居”这一符号适应的目的。“地方”是由人类与自然组成的生命共同体,斯奈德号召人们了解自己所在的地方,通过培养地方感,形成本土意识,从而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以及自然世界内部所有的互动关系。斯奈德将“行”作为人类与自然交流互动的方式。通过行走、舞蹈、唱歌、吟诵、诗歌等“种间交流”的方式,人类得以与自然界的其他万物进行交流互动。斯奈德提倡泛人文主义的后人文主义思想,赋予自然以人性,将万物纳入“人”的范畴,并赋予非人类自然以声音和权利,通过与自然重建关系、“重建文化”,从而达到重新栖居的目的。通过自然文学文本与自然文本这对交织呈现的意义关系,斯奈德表达了一种新的“自然-文本”观;通过文化与自然符号互动模式的构建,斯奈德亦弘扬了一种新的“文化观”,即他所言的“自然的文化”或“与自然有关的文化”。这种新的“自然-文本”观与“文化观”共同构成了斯奈德的“自然观”,升华成为其生态诗学中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为解决当今的环境危机提供重要的参考范式,也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