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是孙犁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其小说的抒情化风格逐渐形成并且臻于成熟。孙犁对乡土、革命、时代，对民族、抗战，迸发出发自于内心的深情和歌颂，带有鲜明的家国意识。从乡土角度观察时代巨变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用童年视角寻觅现实乡村的变化，将作家自身的情感与冀中平原的人和物相连，流连于山河美景，淡化残酷的现实场景，这些自觉的艺术追求都使得孙犁的小说具有较为纯粹的抒情风格。但在“抒情”的同时，孙犁的作品中还有“忧虑”、“沉重”，他还关注到了现实乡村里的复杂人际关系以及乡村人的多面性，这使得孙犁小说在“抒情”的声调中包容了颇为沉郁、严峻的底色。以往对于孙犁小说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抒情”的一面，常常忽略了孙犁“沉郁”的部分。孙犁的“沉郁”到后来越来越凝重了。　　抗战给予了孙犁“美好的记忆”，而孙犁却因为所谓的“小资”问题不断遭到主流意识的鞑伐，其对于人性的书写和真实情感的表露受到沉重的打击，犹疑、困惑、伤感等等异质化情感因素在孙犁作品中由隐到显，越来越强烈，抒情的“主旋律”越来越模糊，沉郁化逐渐成为孙犁小说的主调。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个体情感相互错位的情形下，孙犁坚持个人声音的表达。当主流意识倡导的革命化、粗粝化、单一化的文学方向左右解放区文坛之时，孙犁也曾试图将阶级斗争等一些政治主旋律的问题纳入自己的文学创作，然而，却与主旋律的音调大相径庭。孙犁的创作陷入困境。从4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50、60年代，孙犁小说对于时代的颂歌以及自我声音的表达遭受了来自主流意识越来越频繁的严厉指责、诋毁、质疑和否定。频繁的政治运动和迫害，使孙犁由反抗到犹疑、困惑到矛盾直至无奈，终于以游移于政治边缘的姿态回避尖锐的政治斗争。　　孙犁小说直面现实、说出自己的“沉郁”，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小说抒情化的主流观念的表达，释放出孙犁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更多的意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