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安全问题已然成为公众讨论最热烈的社会话题。长期以来,政府多次进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试图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无缝衔接监管模式,并积极引进了国外信息发布、风险防控、追溯体系等技术手段来防控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仍然处在问题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削弱了公民对政府监管效率的信任,也影响了食品产业发展。笔者认为,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过分强调食品安全的宏观层面,却忽视了监管执行主体的行为效果分析。调研发现,在主体执行监管过程中,相关政策的落实,技术手段的运用,都需要执行主体协调配合,需要对执行主体有效的激励。基于对主体执行监管过程的调研,在高度重视监管执行主体的行为效果问题后,本文根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生态,对广西贺州市食品监管工作中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研究,探究问责、激励机制与地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之间的规律,寻求监管效能最佳的食品监管与激励机制的平衡点,建构对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有清晰预期效果的长效性激励机制。作为一项食品安全监管相关性研究,本文基于微观视角,从理性选择理论出发,从理论分析、实证数据分析和访谈资料三方面反思了问责、激励机制在食品安全监管实体运行中的现实困境,提出在食品监管机制的相关设计中,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宏观层面,更应该关注制度的落实过程,个体对制度的反馈,以及个体在趋利避害原则下的行为对制度落实产生的影响,据此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