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受疫情影响,社会大众的生产社交活动越来越多从线下转为线上。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已经逐渐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社交网络用户持续增长,与此同时,网络言论类犯罪也逐年上升。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及打击犯罪需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诽谤解释》）。在最高司法机关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为寻衅滋事罪适用于网络信息确立了规范依据之后,引起了学界关于该解释的妥当性之争并持续至今,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也成为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新样态。本文在学者观点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现状及刑法理论,尝试提出对行为采取刑法规制的完善建议。第一部分对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的基本内涵进行说明,学界对该行为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司法机关也在案件的裁判观点中对行为认定进行了说明。因此,首先根据裁判观点以及学界观点对行为定义进行界定。其次提炼出在司法实践当中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最后对行为的危害性进行了分析,以说明该行为入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部分对国外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制措施及特征进行了梳理,分为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两部分,选取了两大法系内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进行分析,对我国未来对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制提供一定启发。第三部分通过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规制的立法现状、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后,论证了我国网络型寻衅滋事行为的刑法规制现状及问题。该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对该行为刑法立法现状以及“规制范围较广”“入罪门槛较低”以及“前置立法较为完备”等特点,后根据司法实践现状分析讨论我国刑法规制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普遍问题如“规制信息泛化”“构成要件缺乏约束机能”“量刑失衡”以及“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难以界分”等,并对以上问题的深层次成因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针对我国刑法规制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主要分为立法建议及司法建议。在立法方面,本文主张《诽谤解释》关于虚假信息型寻衅滋事行为部分不应再继续适用,通过修正《刑法》第291条之一第2款,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对该行为进行规制,并增设相应罚金刑。在司法方面,针对文中所提出的司法环节不足之处,提出与之对应的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