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发轫于西方，首先表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其人性取向是原欲的，是个体人格的，从而实现了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性的觉醒，最终实现了“人”的觉醒。相对西方而言，中华人文精神有其儒家和道家的两大传统。道家主张大力张扬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强调人的自主、自由与自尊，具有西方人文精神的内涵。而儒家则更多强调个体对于社会、团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崇人的角色意识。它的人文精神是超越的、群体意识的、群体本位的。儒道两种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全部内容。正是因于这种中西方人文精神品质存在的异质性，又特别是中华人文精神自身的欠缺，再加之特殊的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在“五四”特殊的历史时期才正式进入中国，逐渐消解以儒家礼乐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以人的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五四”人文精神才得以形成，并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于文学的创作和实绩。而对于诗歌，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它是与社会更贴切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更关注社会，关怀民众，关心生活的艺术形式，因而，诗歌便成为了承载人文精神的时代之舟，体现出明显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和意蕴，并在其创作实绩中表现人文精神的中西融合的特征。当下对于新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出发，论述了诗歌的发生、发展和它的文体建设。同时，却又忽略了对于初期白话诗的时间界定，缺乏对诗歌精神内涵的真正挖掘与关注。而且，我们还不得不面对新诗集体关怀、终极关照的缺位。本论文便试图从诗歌精神视角重新打量白话新诗，把它置于初期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追本溯源，考察它的人文精神内涵，并把初期白话诗的人文精神具体化为感性启蒙精神、超越精神、现世精神、爱国精神，以便为当下新诗精神重铸找到历史根由，从而补充对于白话新诗的研究。本文绪论部分界定了白话新诗的初期时间阶段，概述选题的研究现状和意义；第二部分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探讨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人文精神特质体现归纳为启蒙意识和终极关怀；第三部分从东西方人文精神的融合与五四人文精神的产生，诗歌接受两个方面探究了初期白话诗人文精神的生成及其原由，以及在初期新诗创作实绩中的具体表现；结语部分简要论述了初期白话诗人文精神的后续影响及其缺失，指出探讨初期白话诗人文精神的当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