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超额完成了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但是近年来,仍然存在着极端天气频发、空气质量不佳的情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做出重要承诺: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严格的标准领导中国人民改善气候环境,积极参与生态治理,制定国内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两阶段计划,第一阶段主要是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拐点,第二阶段则是全力以赴争取21世纪中叶前完成全面零碳排放。这表现出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在降低碳排放强度方面的决心和勇气,以及面临气候问题时的迎难而上的表率作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是中国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标志性转折点,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的积极贡献、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切实举措。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中央各部门前后出台多项环保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为地方政府的后续具体低碳规划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指引和指导方针。这其中,比较知名的规制手段包括:建立充分利用市场调控机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基于城市宏观层面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等等。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评判这种综合型环境规制政策的推行效果呢?如果真有成效,那么作用机制是怎么样的呢?本次研究,笔者聚焦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试图从企业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其绿色创新效应。为加快绿色转型发展的前进步伐,2010年8月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刊登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至此拉开了区域性低碳试点政策的大幕。在这之后,经地方自主申报,国家发改委吸取首批试点经验,又分别于2012年和2017年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试点城市,该政策的推行与企业绿色创新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如果存在,又是通过何种影响机制发挥作用的呢?本文基于SBM-DEA模型构建企业层面的绿色创新效率值,以2006-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169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确实能够显著刺激试点地区企业整体层面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这一实证结果顺利的通过了后续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安慰剂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得以提升。（2）多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存在着行业和区域差异,更容易诱发高碳行业、东部企业绿色创新,且从企业属性来看,相较于国有企业,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加的显著。（3）进一步细分政策工具发现,低碳试点政策主要以市场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作为中介来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命令型政策工具则没有体现出作用路径。本文基于企业微观视角,开拓了综合研判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新的研究思路,也对“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再验证,希冀为日后政府环境规制手段的制定和深入推广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