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求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视角下,研究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界限,从而更好地解决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合同诈骗罪中的刑事犯罪行为与合同欺诈中的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应当由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却经常混淆。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合同诈骗罪和合同欺诈中的“非法占有目的”的研究,厘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界限,从而更好地区分罪与非罪。本文整体结构上共分为四个章节。本文第一、二章的内容主要介绍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现状及成因。就我国目前关于合同诈骗罪的刑法现有规定而言,该罪的构成要件规定的较为详细完备,但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对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认定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刑法的价值层面上说,罪刑法定的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在司法实务中准确地对合同诈骗和合同欺诈进行区分。除此之外,刑法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将所有的违法行为统统规定为需要刑法规制的犯罪行为,而是为了规制违反行为当中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因此,司法机关在司法认定的过程中应当将缺少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合同欺诈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外,而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而且,如果不能正确的区分合同诈骗罪和合同欺诈将会导致刑法这一公权力更多的介入到民法领域之中,影响我国市场经济的活力,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合同诈骗的社会危害性又往往体现于“非法占有目的”之上,因此,依据“非法占有目的”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是可行的思路。本文第三章的内容主要针对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界分观点予以评述。该章首先对民事上的欺诈行为进行阐述,并分析其构成要件。其次,针对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渊源与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要件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对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构成要件的详细论述而解析合同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行为的不同之处。该章在对两种行为进行分析之后,也针对当前理论学界关于合同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行为的界分标准进行罗列和评析,并指出了当前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而在对之前学说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本文对于合同欺诈行为和合同诈骗行为区分的具体标准。本文第四章的内容立足于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对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界限的判断原则及标准予以阐述。第一,在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判断的原则上,要遵循刑法谦抑性的原则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综合判断。其中,针对刑法的谦抑性而言,在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厘定上,应当更加注重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更加侧重民事制裁方法的适用;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而言,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区别在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程度不同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而只有当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达到了需要刑法规制的标准才属于合同诈骗罪。与之相关,司法机关在认定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实质标准,而所谓实质标准就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程度不同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的差异。而从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关系而言,合同欺诈的侵权行为一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转化为合同诈骗罪的行为,而这个“度”就是“非法占有目的”的程度。本文第五章的内容是力求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去运用“非法占有目的”程度的标准区分合同诈骗罪和合同欺诈。本章主要是从三种类型的案件入手,首先,分析了“两头骗”的行为中所涉欺诈行为的性质的认定,并且最终认为仅从行为人的第一个欺诈行为分析并不构成犯罪,但是第二个行为需要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其次,分析了“一物数卖型”所涉欺诈行为的定性,并最终认为针对已经实际交付的一方当事人的行为不认定为犯罪,但是对于未履行交付一方的当事人,如果实施了获取钱财后逃匿的行为则构成合同诈骗罪。最后,分析了建筑工程中关于保证金的案件所涉欺诈行为的定性,并认为不应当直接根据行为人存在用于非工程建设的开销而直接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应当综合分析其资金用途,用于工程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开支的去向之比例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是合同诈骗罪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