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筠(1569—1618)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文学家、诗歌批评家、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朝廷官员、著名的“异端”。许筠是当时朝鲜朝社会环境和中国中晚明文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自负放诞、违俗叛逆，追求随情适性的生活方式，有着中国中晚明士人的个性品行，但他却生活在严守程朱理学抵制阳明心学的朝鲜朝，没有这种品行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时代主题，因此他被视为异端，为人所贬斥，为社会所不容。然而，他的异端思想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启蒙意义。他倡导男女情欲，反抗封建礼教；反对权威，提倡个性；公然佞佛，有违儒教；认为天赋人才平等，主张不拘身份重用人才等等，对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进行了颠覆，冲撞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理学，启发了人们的自觉，成为了实学思潮的先驱者和启蒙者。面对别人的非议、社会的不容，许筠没有选择遁世与逃脱。他抱着强烈的入世情怀和现世享乐思想，希望干预社会现实、改变社会现状，实现他作为儒士的自我价值，同时也享受物欲的快乐。但他放诞的个性、任情的思想又使他与官场不合，屡次被排斥于官场之外，此时他又有着出世归隐的理想。他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痛苦矛盾之间：欲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之事，在入世之际又不能忘怀出世理想。他毕竟是儒士，而不是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在党争激烈而复杂的朝鲜朝政坛，他只能被迫卷入并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许筠是一个悲剧，一个儒士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许筠是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曾三次作为从事官接待中国明朝使节，与中国使节当面交流中朝两国的政坛和文坛动态，并与他们结下深刻的友谊。曾帮助中国明朝文人吴明济编选中国第一部朝鲜古代诗集《朝鲜诗选》，把朝鲜诗歌介绍到中国，引起了明末清初中国文人对朝鲜诗歌的重视。他三次作为使节到中国明朝，购回了大量中国典籍并加以编选、介绍、评论。中国文学中的许多精华通过许筠传到了朝鲜，影响了朝鲜，许多关涉中朝关系的原始珍贵材料也保存在他的文集中。在文化的交流中，许筠的品格、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带有中国中晚明时代的印迹。许筠既是中国文化的受益者，也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许筠放诞的品格、异端的思想、中国中晚明时代哲学和文学影响的印迹，表现在他的诗词辞赋创作和诗歌理论批评中，形成了以“性情”为中心的思想和理论：他的诗词辞赋多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表现，“性情”也是他品评朝鲜诗歌和中国诗歌的标准；许筠的“性情”观和他过人的诗歌品鉴能力也表现在他的诗歌编选中，《国朝诗删》是朝鲜诗选中最优秀的一部诗选，时人及现当代的学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现在他的传体作品中，形成了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尤其是其长篇国语小说《洪吉童传》，作为朝鲜最早的国语小说，也是朝鲜首次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更是充满着对朝鲜当时社会现实和现有制度的抗议和否定，对美好理想王国的向往和追求。《洪吉童传》也成为朝鲜后来“英雄小说”的典范。许筠的品格思想和文学观念，受中国中晚明时代思潮和文学观念的影响，这可以从与中国中晚明文人李贽这一个案的比较中得到显豁的说明。他们都以异端的思想冲击了当时礼教的桎梏，启蒙了人们的自觉；他们都以进步的文学观念冲破了传统文学的牢笼，走到了文学发展的前沿。然而虽然他们同是封建社会的异端，同是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者，他们又同而不同，在许多方面，许筠没有李贽走得更远，这反映出中朝两国相异的时代意识、不同的社会背景、差异的社会现实。从许筠品格心态的复杂历程，从其矛盾的行为方式，从其创作和文学理论以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从其与中国中晚明“异端”李贽的参照对比中，一方面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许筠、了解许筠、理解许筠，探究他品行思想以及文学观念背后的深层原因，阐述他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分析他创作和文论的内涵和价值，从而对其有较公正客观、全面深入的判断和评价，另一方面从中也可以透视出中国文化对当时朝鲜文人和朝鲜社会的影响，折射出朝鲜与中国相异的时代环境和主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