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中原《诗经》学的考察，本文分为十二章，每章又分为若干小节，论述涉及重要学者十一人，计有:陈耀文、朱睦(桴)、汤斌、张沐、冉觐祖、刘青芝、武亿、陈孚、张调元、王嗣邵、魏寅采;重要学术流派有三个，即以汤斌为代表的“潜庵学派”、以张沐为代表的“起庵学派”、以武亿为代表的“授堂学派”。通过对主要学者《诗经》学方面的文献著作梳理以及主要学术流派中门人、弟子、交游等相关的《诗经》学论述的整理，研究中原《诗经》学学者《诗经》学思想的来源、自身《诗经》学著作的思想特点及治学方法，以及他们对后世学者的影响，最终形成对中原《诗经》学地域特色的探讨。具体分章如下:　　第一章通过对明清时期中原《诗经》学文献的整理，对已佚和现存的《诗经》学文献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并对明清时期的《诗经》学作以整体性的概述。　　第二章通过对陈耀文学术思想来源及其《经典稽疑》的分析，认为在明中后期复古思潮影响下，部分学者开始重视恢复“汉学”的治学方法。陈耀文的《诗经》学研究重点在于训诂考证，征引材料翔实可信，所得结论未必全然，但在“心学”影响下能够潜心采用“汉学”来研究《诗经》则难能可贵。陈耀文本于“汉学”研究《诗经》的理路，对当时中原《诗经》学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　　第三章通过对朱睦(桴)学术思想来源及其《五经稽疑》的分析，认为与陈耀文生活差不多相同时代的朱睦(桴)在治学方法上也深深被复古思潮影响，以复古“汉学”为己任，采用“汉学”的治学方法，考证诗文本义。虽尊“汉学”却不拘泥于汉儒所论，能够杂采众家以求义理于经文，也是朱睦(桴)《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与陈耀文一起，对中原《诗经》学在“心学”影响下，采用“汉学”研究的治学方法影响很大。　　第四章通过对汤斌生平、门人弟子、家学及其学术思想来源的考察，认为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到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其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其《诗辑解》对于《诗经》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治学方法上形成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准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第五章通过对张沐生平及学术思想的考察，认为张沐学术出于“阳明心学”而又归于“程朱理学”，与孙奇逢学术思想应同出一流。通过对张沐《诗经疏略》的梳理分析，认为张沐是清初中原学者中十分坚定主张遵《序》以解诗的学者，其认为《序》为孔子所删定，必须以《序》解诗才能准确阐释圣人之道。并且提出“诗有敷陈断论二体说”。张沐在《诗经疏略》中具体的解诗方法以“心学”思想为主，又参之以“程、朱理学”，又采用了一些训诂考据的方法，对于先儒的论述，不专主一家而杂采众说。张沐弟子众多，其《诗经》学论述及其治学方法对其弟子如李经世、黄本訥、杨得秀、王章、阎良弼、马昌、邓九龄、史赞明、刘承业、黄之锡等人影响深远。　　第六章通过对冉觐祖学术思想来源的考察，认为其所涉及博而大，但其论述却言简意赅，经学方面兼采汉、宋而旨归于朱熹。其《诗经》学方面的著作九十四卷本《诗经详说》可视为辅翼朱熹《诗集传》而作，但其中又间或辨证了朱熹解诗的观点，这说明冉觐祖在遵重朱熹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前者，有着自己的考证和论述。冉觐祖的《诗经详说》是明清时期中原《诗经》学最为详尽的一部著作，详至字义剖析，大至诗旨解读，参考众家学说，此书编排体例清晰，清代中原《诗经》学影响深远，对于清代官方修订诗经方面的著作也有参考价值。　　第七章通过对刘青芝学术思想的考察，认为其学术思想主要为家传，刘青芝父亲刘宗泗与中州名儒张沐、冉觐祖、田兰芳以及关中大儒李颙交游深厚，其学术思想应是来源于中原学者较多。通过对刘青芝的《诗经》学著作《学诗阙疑》梳理分析，认为刘青芝的《诗经》学论述主宋代苏辙，对于《诗序》也主要采用一二句，具体解诗则参考有郑玄《毛诗笺》，结论主要攻击朱熹《诗集传》。　　第八章通过对武亿学术思想的考察，认为其学术思想来源主要是“大兴二朱学派”，朱筠主治经学，注重文字训诂，认为经学本于训诂，读书必先识字的学术思想对武亿影响很大，主要是以字义求经意，以金石文字佐证训诂，解经宗汉，旁涉唐宋这几个方面。通过对武亿《群经义证》《经读考异》的梳理分析，认为武亿的《诗经》学思想及治学方法主要有:主张“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诗》通圣人之道;推崇郑笺，但并非盲目服从，能够疏通孔颖达碍滞不通处;对于《毛诗故训传》有辨证，有采用;杂采唐宋，有采用，有摒弃;精于训诂，长于金石文献佐证《诗》义的阐释等几个方面。而以武亿为代表的“授堂学派”，门人弟子学术也多有所成，如授堂家学武穆淳;授堂门人李洲、李渡;授堂私淑张宗泰。张宗泰能够在武亿《诗经》学论述的基础上尊诗序，纠宋儒之失，又能辨证武亿《诗经》学论述不恰当的地方，推动了整个学派《诗经》学研究的发展。　　第九章通过对陈孚及其《诗传考》的考察，认为陈孚的《诗经》学思想主要是遵《序》以解诗，所引用的先儒观点主要有郑玄、孔颖达、朱熹，解诗过程中又有考证。其最大的亮点是以《韩诗》佐证《诗》的解读而且数量很多，这种《诗经》学方法是清代中原《诗经》学著作中较少见的。　　第十章通过对张调元及其《京澳纂闻·毛诗》的考察，认为张调元的《诗经》学思想主要是遵《序》解诗，主张《序》不可改;重于训诂，采用“汉学”治学方法而多攻击朱熹《诗集传》。　　第十一章通过对王嗣邵学术思想的分析，认为清中叶后期“徽派朴学”进入中原，王嗣邵经学思想主要受其影响。王嗣邵治经方法主要受到阮元、王念孙的影响。其《毛诗析疑》主要是以训诂考证为出发点，参考诸家学说，以《毛诗诂训传》为旨归，辅翼《毛诗诂训传》而作。受阮元还原经文原貌的学术思想影响，王嗣邵又析经、传各行其本，重新编校《古毛诗》以及《毛诗诂训传》。　　第十二章通过对魏寅采及其《毛诗古韵谱》的考察，认为魏寅采的《诗经》学研究有着清代“朴学”特色，也更多地受到了“徽派朴学”以古音求古义的影响。魏寅采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入手，重新划分韵部，逐篇逐句分析《诗经》中诗文的用韵情况，把《诗经》用韵情况归为六大类:“领韵”“虚字”“缓急韵”“夹韵”“分承韵”“上句用韵”。明确标注诗文中古音的读法，并且辨证了朱熹“叶韵”中诸多不恰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