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儿童恶性肿瘤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是0～14周岁儿童的主要死因之一,仅次于意外事故,为儿童第二位常见死因。目前我国儿童恶性肿瘤发病率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且生存率低于发达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绝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疾病的中晚期。因此,充分了解当前儿童肿瘤患者的就医行为特点,以及就诊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理清影响就医行为的因素,有针对性地干预其就医行为,对于促进儿童肿瘤患者及时就诊,尽早确诊,提高生存率,改善生命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分析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对首诊医疗机构的选择和影响因素,以及患者就医延迟的程度和影响因素,了解儿童恶性肿瘤患者的就医行为,找出影响就医行为的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儿童恶性肿瘤患者早就诊和早治疗的建议,从而更好地满足儿童恶性肿瘤患者的就医需求。研究方法本研究选取济南市3家提供儿童肿瘤诊疗服务的三甲医院作为问卷调查的调查地点,最终招募符合纳入标准的儿童肿瘤患者303例。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患者及照顾者基本人口学特征、患者疾病特征、患者医疗行为。同时,作为对定量资料的补充,本研究对3家医疗机构的儿童肿瘤相关科室负责人以及儿科医生共6人进行了供方访谈,对定量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具有代表性且有意愿参加的29名儿童肿瘤照顾者进行了需方访谈,了解儿童肿瘤患者的就医过程以及就医延迟原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无序多元logistic回归对儿童恶性肿瘤患者的就医行为进行多因素分析。研究结果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初次就诊医院主要集中在地级市及以下医院（73.93%）;确诊医院主要在省级及以上医院（78.22%）;首次治疗（86.14%）、二次治疗（94.30%）主要集中在省级及以上的医院。在儿童恶性肿瘤患者首诊医疗机构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家庭人均年收入、居住地到首诊医院的距离、患者来源、长期居住地、患者癌症类型这5个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就医延迟按就医过程分为就诊延迟、确诊延迟和治疗延迟,延迟率分别为16.50%、37.29%、7.92%。在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就诊延迟影响因素方面,首次发现症状后采取的措施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产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相比于首次发现症状后“无任何措施,等等看是否变严重,再做决策”的患者,采取“去医院咨询和看病”的患者就诊延迟概率更低（P＜0.001,OR=0.153）;相比于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元及以下的患者,1到3万元的患者就诊延迟概率更低（P=0.045,OR=0.403）。在儿童恶性肿瘤患者确诊延迟影响因素方面,确诊之前是否去过多家医疗机构产生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确诊之前去过多家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比初次就诊就确诊的患者确诊延迟概率更高（P＜0.001,OR=3.365）。在儿童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延迟影响因素方面,患者癌症类型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相比于血液肿瘤,实体肿瘤的治疗延迟概率更高（P=0.004,OR=10.681）。结论与建议本研究以济南市3家提供儿童肿瘤诊疗服务的代表性医疗机构的儿童恶性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这些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随着疾病的发展,从就诊到治疗阶段,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去往上级医院的比例不断提升。离家近是儿童恶性肿瘤患者选择首诊医疗机构最主要的原因,而医疗质量水平高是患者选择确诊和治疗医疗机构的主要原因。（2）在患者就医整个过程中存在就诊延迟、确诊延迟、治疗延迟,其中主要延迟发生在确诊延迟这一阶段。影响儿童恶性肿瘤患者就诊延迟的主要因素是首次发现症状时采取的措施以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影响儿童恶性肿瘤患者确诊延迟的主要因素是确诊前的就诊次数;影响儿童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延迟的主要因素是癌症类型。综上所述,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建议如下:（1）提高基层地区儿童恶性肿瘤的综合诊断能力和技术水平。（2）加强儿童恶性肿瘤症状及知识的普及,提高监护人对症状的识别能力,改善就医延迟现象。（3）提高儿童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预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