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举子仓,是针对“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而设置的一种预防性的慈幼机构。从政区分布看,举子仓主要设置于福建路、荆湖南路、江南西路、两浙西路、广南东路等东南地区,集中分布在福建路的上四府(州、军);从城乡分布看,除城市有部分设置外,大部分举子仓设置在乡、里、团、寨等基层地区。仓务的运转需要有一定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民办举子仓由乡里之人自主管理,官办举子仓在地方官员统筹下,委县吏、乡役人、地方士人及寺僧等,行具体的管理事宜。不论官办还是民办举子仓,均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层层监督,体现了南宋政府对地方仓储的控制和渗透。举子仓维持运营,有赖于源源不断地国家支拨、民间支援,国家支拨体现在常平仓、义仓的互助添给,绝没田和官庄田汇入举子田取得的租课收益;民间支援表现在社仓的赈给,地方士人、富民等社会力量的合力捐助。监管体系的确立、仓米的有效供给,为举子仓最终的分配和发放做了准备。首先,制定支米标准和支给办法。举子仓支米标准和支给办法的确定因时因地而异,经历了一个在尝试中不断选择的过程。其次,确定分配对象。举子仓的分配主体为贫困产子之家,对管理人员的补贴也属于举子仓收益分配的一支。最后,完成支给。仓米在支给时,要求所有生子之家到附籍官处登记注籍,注籍成功并请求支米的生子之家,需手持批文和四邻担保文状,赴收支官处支米,最后由管理人员汇总、申报收支情况,监督机构定期复核,由此构成举子仓的整个运营过程。举子仓的运行,以国家权力为主导、民间力量为主体,协调了政府、官员和民间救济,使举子仓救济功能得以持续发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实施地区的“生子不举”现象,体现了通过国家和民间力量的合作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