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是人民法院对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款额认定、确定确有错误的,直接以判决的形式做出改变的一种判决形式。与行政诉讼其他判决形式相比,变更判决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核心是司法变更权,它能够在快速有效的解决行政争议的同时贯彻诉讼经济原则,通过改变行政行为倒逼行政机关再次作出行政行为时能够正确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将行政权的自由裁量空间限制在理性公正的轨道中,形成了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最大化或减损最小化的机制。从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它在《行政诉讼法》制定和修改前后都引起了广大学者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广泛关注,原因在于它横跨行政权与司法权两大领域,易导致一方僭越另一方的情形出现。1989年《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人民法院是否应当拥有司法变更权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在变更判决背后体现的原理便是法院必须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行政机关也不得干涉法院的审判过程及结果,在法院变更原行政行为作出新处理结果后,行政机关若无异议也必须严格执行。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变更判决的司法适用不再仅限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并且将金钱给付类错误以及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及其限制也纳入了司法审查和变更的范围。但是行政审判实践的结果却与立法者的立法预期相去甚远,通过分析近三十年行政诉讼中适用变更判决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法院适用变更判决的数量并未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而大幅度提升,变更判决基本上被束之高阁了。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制度存在适用率低、法院作出变更判决时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法院作出或者不作出变更判决时说理不充分以及难以解决循环诉讼频发等问题。经过整理与探究后,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围绕在以下几个方面:适用范围较为狭窄、受司法地方化的影响、法官们对“明显不当”的认定参差不齐以及现行变更判决的规定难以达到定分止争的法律效果,导致行政诉讼变更判决无法真正发挥出其独特的优势。本文在借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关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有关规定以及广大学者们的相关建议后,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可以通过适当扩大变更判决适用范围,将具有民事争议因素的案件与行政裁量收缩至零理论纳入变更判决,强化变更判决在适用上的可选择性;减少“司法地方化”的影响,人民法院在作出变更判决时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扰;通过对行政机关裁量基准的调整,确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统一规范;利用诉讼调解制度化解循环诉讼问题,促使行民交叉的案件能够统一解决,充分发挥变更判决的独特价值,切实实现定分止争的法律效果。这也是改变现状,确保实现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