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力资本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如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变、世界各国竞争战略重点的转移等,这预示着人力资本作为终极的竞争资源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它必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不竭动力的源泉。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若能将我国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那么,我国不仅能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约束,而且还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持久不竭的发展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国家整体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扩大。除了制度、地域因素等原因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差异大。由于人力资本是经过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因此,本研究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的问题入手来分析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非均衡状况,即由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非均衡投资导致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不足;由于城市倾向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地区差异。人力资本的非均衡投资最终形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差异,同时也导致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在国家投资不足以及城市倾向的投资政策下所形成的农村人力资本,在经济利益等因素的趋动下伴随着农村人口非农化大量地流向了城市或发达地区的非农产业,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资本具有较多的非农化优势,致使我国的农村人口非农化实际上就成了农村人力资本非农化,农村人口非农化的最终结果是;农村流出去的是人力资本;留下来的是人力资源。对于流出去的人力资本来说,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城乡固有的工资差异,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越小,也就是说,农村人力资本的这种流动基本上呈一种单向流失和净流失状态,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存在着严重的投资收益“错位效应”。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的非农化不仅使初始存量本来就很低的农村人力资本总量水平进一步下降,同时也加剧了已经存在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差异(因为人力资本的流向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为了探讨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差异(一部分是人力资本形成前由人力资本的非均衡投资所致;另一部分是人力资本形成后由农村人口非农化所致)与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的关系,本研究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即传统的方法和一种新的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进行了空间分解和因素分解。空间分解的结果表明;无论是用泰尔-L指标还是用能够用于其它所有指标的基于回归的分解方法,所有的度量指标值都显示出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地区间的扩大速度要大于地区内的扩大速度;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总的地区差异的贡献在不断增加,而地区内的收入差距对总的地区差异的贡献率在下降。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尽管地理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随时间的趋势在下降,但其绝对贡献和相对贡献自始至终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资本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上升,目前已成为位居地理因素之后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工业化程度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居于第三;人力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与工业化相当。基于地区收入差距决定因素的分解结果,在归纳现有研究方法存在三个主要方面不规范(即假定收入模型为线性函数形式;用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效应来说明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忽略面板数据的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分解框架,进一步量化人力资本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贡献,并用实证分析结果验证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正确会给研究结果带来很大的偏差。结果表明:在所有地区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中,无论是从绝对贡献还是相对贡献来看,只有人力资本和地理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下降,而且人力资本下降的趋势要快于地理因素。这一结果意味着政府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某些政策措施已经促使人力资本在缩小地区差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若政府能继续在人力资本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与前面的分解结果即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对总的地区差距的贡献在不断增加结合起来,可以证明我国日益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与地区间的人力资本存量空间分布差异有很大的关系。为了分析人力资本在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中作用,本文采用了常规的索洛残差法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分解为投入要素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结果表明:在投入要素方面,从其增长率来看,资本的增长率最高;工业化尽管位居第二,但其增长率仅相当于资本的三分之一;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只有10%,而且人力资本在整个时间段的增长率都呈下降趋势。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非均衡状况。从投入要素对收入的贡献来看,工业化是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大的贡献因素;人力资本的贡献仅次于工业化,而且在后期呈上升趋势;资本反而成为位居工业化和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大贡献因素。由此可见,资本的高投入并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而工业化和人力资本则成为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且,与工业化相比,人力资本的边际贡献率远远高于工业化,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人力资本有可能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最大的贡献因素。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农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很低;与投入要素相比,全要素生产率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很低;在时间趋势上,早期全要素生产率对收入的贡献变化不大,但后期下降的速度较快。另外,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收入的贡献均高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低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有关(因为人力资本不仅具有生产能力,而且还具有配置能力。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意味着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利用效率低)。全要素生产率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份额较低,一方面说明我国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主要还是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式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在后期大幅度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村人力资本的大量非农化带来的结果。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反映了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同时也说明东部地区集聚了大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其资源的配置效率高。人力资本对地区差异的贡献在下降以及人力资本的边际贡献率为最大,对收入增长的贡献位居第二的实证分析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农村人力资本非农化与地区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农村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低可以通过调整国家投资政策等方式得以解决,而对于农村人口非农化所造成的人力资本流失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实现人口非农化必须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而农村自身的发展也需要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就形成了农村与非农发展的“人力资本困境”。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城乡固有的经济差异致使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最低水平的人力资本都得不到保证。人力资本对地区差异的贡献在下降意味着农村进一步的人力资本流失将会恶化我国的地区差异;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最大意味着如果农村与非农的人力资本水平不能保持平衡,农村与非农的差距将始终存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两种思路:一是农村人力资本外流的规模将有可能按照库茨涅兹?西蒙描述经济增长与地区差异关系的“倒U”形轨迹发展,也就是说,经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发挥作用,而且从倒U形轨迹的一边到另一边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对于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极为不利;另一条路径是在农村自身发展和非农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上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一过程需要依赖于政府的力量,政府需要在人力资本形成前的投资上与人力资本形成后的非农化过程中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而且这一过程需要的时间短,政策效应比较明显,对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十分有利。有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构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性保护体系和农村人力资本转移性保护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