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创业者的差错取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模式。重点分析三个理论问题:(1)创业者差错取向对创业成功是否存在作用?(2)创业者差错取向对创业成功的作用模式是怎样的?(3)不同文化背景下,创业者的差错取向的绩效作用模式存在怎样的异同?研究从上述三个问题出发,以行动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创业者群体和德国创业者群体。行动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绩效均来自企业行动,因此研究将构思分为三方面内容:“差错”相关构思、“行动”相关构思和创业绩效相关构思。具体而言,研究以创业者的差错取向为前因变量。由于创业者个体特征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通常以企业组织特征为中介(Begley＆Boyd,1986),因此研究选择同样以“差错”为核心的企业差错气氛作为创业者差错取向绩效影响的中介变量。研究采用简化的行动理论,以创业者的目标承诺和企业的行动策略为“差错”构思对创业绩效作用的中介变量。在分析讨论中,研究以外部创业机会和内部领导文化作为创业环境的核心,用之解释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在差错取向、差错气氛、行动策略等构思上,以及这些构思之间关系上的异同。研究测量采用多源数据:创业者差错取向和目标承诺用量表问卷测量企业的业主—管理者;创业企业差错气氛用量表问卷测量3名企业员工;企业行动策略采用先访谈业主—管理者,然后由研究人员根据编码评分方案打分的方式测量。创业绩效分为知觉绩效和客观绩效两部分。知觉绩效包括创业者的创业满意感和成功知觉,这两个变量都是创业研究中常用的主观绩效测量指标,均采用业主—管理者问卷测量。客观绩效聚焦于成长绩效,毕竟成长是创业企业最关注的内容。成长绩效包括销售额成长和员工规模成长,分别用2004年到2006年的企业销售额和员工规模的增长率的均值测量。凭借多源数据,研究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研究样本由中国研究组和德国研究组分别在中国和德国取样。样本选取成立时间在20年以内,员工人数不少于1人,不多于500人的企业和这些企业的业主—管理者。研究分析选择样本中员工差错气氛测量ICC(1)大于0.6的企业。德国样本是通过电话预约、电话访谈和邮寄问卷等方式在德国各个省份取样。中国样本是在浙江、江苏、江西、上海和重庆等民营企业较多的省份取样,访谈和问卷均为实地取样。研究分析采用Baron等(1986)提出的中介检验思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研究分析“差错”相关概念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检验创业者差错取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以及创业企业差错气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部分研究分为四步:(1)重新检验差错取向在中国背景下的测量构思。(2)在确认差错取向的构思后,研究根据理论假设选择差错取向构思中与差错的处理、沟通和学习有关行动导向差错取向维度,以及差错气氛中与差错处理、沟通和学习相关的差错气氛维度,比较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在各维度上的差异。(3)分别检验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的创业者差错取向对创业绩效的作用关系,以及创业企业差错气氛的中介作用。(4)对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进行测量等同性检验,并进行跨组比较。研究发现:(1)中国创业者在差错处理和学习上的倾向高于德国创业者,在差错的沟通倾向上低于德国创业者,但组内比较发现两组样本中得分最高都是差错处理相关的因子;中国创业企业在差错处理的气氛上高于德国创业企业,在差错的沟通气氛上低于德国创业企业。(2)从绩效作用模式上来看,中国创业者差错取向的绩效作用不通过创业企业差错气氛中介,而德国创业者的差错取向绩效作用则完全通过创业企业差错气氛中介。(3)从差错取向与差错气氛的路径关系来看,两者存在着“投影”关系,即创业者的差错取向维度与创业企业差错气氛维度相对应,比如创业者差错学习倾向影响创业企业的差错学习气氛,对其他差错气氛的影响则很小或不显著。其次,研究分析“行动”相关构思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具体而言是检验创业者的目标承诺和创业企业行动策略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行动策略分为行动策略类型和行动策略特征两类。行动策略类型包括深度计划策略、要点计划策略、机会捕捉策略和被动反应策略等四种;行动策略特征包括详细程度、现实程度、计划深度、主动程度和过往行动。本部分研究分为六步:(1)检验中国样本和德国样在目标承诺、行动策略类型上的差异。(2)根据研究构思模型检验目标承诺、行动策略类型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3)针对上一步的样本模型,对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进行测量等同性检验,并进行跨组比较。(4)检验中国样本和德国样在行动策略特征上的差异。(5)根据研究构思模型检验行动策略特征对创业绩效的作用路径。(6)针对上一步的样本模型,对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进行测量等同性检验,并进行跨组比较。研究发现:(1)四种企业行动策略中,中国创业企业的深度计划策略、要点计划策略和机会捕捉策略均对创业绩效有作用,被动反应策略没有作用;德国创业企业的深度计划策略和要点计划策略对创业绩效有作用,机会捕捉策略和被动反应策略没有作用。此外,创业者的目标承诺在德国文化背景下,对企业行动策略有很大的影响,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影响则小的多,仅在企业采用机会捕捉策略时,创业者目标承诺才会对其起到抑制作用。(2)五个行动策略特征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影响创业绩效的行动特征主要是行动策略的详细程度和主动程度,其中主动程度起主导作用;在德国文化背景下,影响创业绩效的行动策略特征是计划深度和过往行动,前者是行动的设计准备,后者是行动的执行准备。最后,研究分析“行动”相关构思对“差错”相关构思的中介作用。研究先根据第一步的研究结果和第二步中行动策略类型部分的研究结果,分别对中国样本和德国样本设计研究构思,在分别拟合得到样本模型后再根据统一的模型进行测量等同性检验。最后作为补充检验,研究分析了“差错”相关构思对行动策略特征的作用。研究发现:(1)检验企业行动策略的中介作用,得到两种不同的行动领导模式:权威式行动领导模式和参与式行动领导模式。两种行动领导模式下,创业者个性特质的绩效作用均通过企业行动策略中介,不同之处在于:权威式行动领导模式下,创业者个性特质直接影响企业行动策略,创业者目标对企业行动策略的影响有限,创业者个性特质尽管会影响组织特征,但并不通过组织特征中介;参与式行动领导模式下,创业者个性特质通过组织特征对企业行动策略产生影响,此外,创业者目标也对企业行动策略有影响,但创业者个性特质与创业者目标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2)中国创业者差错取向中,只有差错学习倾向对行动策略的详细程度和主动程度有影响:德国创业企业差错气氛中,只有差错学习气氛和差错沟通气氛对企业行动策略的计划深度有影响,但均对过往行动无影响。研究在每部分讨论中均用中国和德国经济环境中的机会特征的差异,以及创业企业内的领导文化差异解释上述研究结果。中国属于新兴市场经济,因此创业机会要多于德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但同时创业机会的变化速度也更高。中国创业者群体和德国创业者群体的领导文化差异在于:中国创业者群体的武断倾向和权力距离较高,表现为创业者在组织内注重控制决策的权力,强调真实领导;德国创业者群体的不确定规避和未来导向较高,表现为创业者在组织内重视正式的规则和制度,强调正式领导。因此总体而言,由于新兴市场中的机会多且易失,所以中国创业企业倾向于主动的行动策略,主要采用要点计划。由于创业者注重控制决策,因此在这样的行动策略下,当碰到差错时,倾向于亲力亲为,重点关注问题的解决;由于成熟市场中的机会少但稳定,所以德国创业企业倾向于强调准备的行动策略,主要采用深度计划。由于创业者注重正式规范,因此在上述行动策略下,碰到差错时倾向于推动组织差错沟通和学习,积累组织的胜任力。研究的意义在于对创业者的差错取向进行了深度分析,并揭示了创业者差错取向在中国和德国这两种文化背景下对创业绩效产生影响的模式。研究结果除了能对创业教育有所裨益外,还在创业企业行动策略制定、企业气氛建设等方面具有实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