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一辉自幼深受勤皇思想的熏陶,其天皇观随其社会经历社会活动的变迁而变迁。童年时期对天皇绝对崇拜,青年时期却又主张“人格”天皇,认为天皇应与“臣民”国民亲近。将近中年,北一辉相继介入皇太子选妃事件和“统帅权干犯”,进而参与并指导“二·二六事件”,试图实现“一君万民的大日本帝国”的“革命蓝图”。这一过程亦记录着他从怀疑、论证、超越天皇观、无皇观甚至企图颠覆天皇制这一天皇观的变迁。这种充满矛盾的天皇观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可谓互为表里。1903年“国民对皇室历史的考察”的发表,标志着北一辉对天皇主权及君臣一家式的“国体”信仰的终止。以此为分界点,1906年北一辉在《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中进一步否定了“日本神国论”、“天皇治国论”、“家长国家论”等明治政府所宣扬的建国理念。法华经的信仰,使北一辉在精神上超越了对天皇的信仰。1919年北一辉撰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时,已暗含着废除天皇制的意蕴。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可以说是废除天皇制实践的败北。北一辉尖锐地指出了明治宪法下天皇制的二元矛盾性以及天皇“御而不治”的实质,并在“统帅权干犯”问题上为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部法西斯专政基本确立。北一辉因此被认为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代表,但由于他的天皇观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对其天皇观的解剖无疑对揭示其思想体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