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作为帝国元首,往往通过礼来施加政治影响。唐代礼制发达,有《开元礼》垂范后世。唐代制礼行用与否和演变过程近年多有学者留心。唐代皇帝频出田猎,《开元礼》有《皇帝冬狩》留存。本文通过对田猎礼制和实际田猎活动以及田猎意义的研究,以求对唐代礼制研究有微小的推进。现代研究者很少尝试区分各次田猎活动的性质,本文则将礼与非礼作为重要的标尺来考察唐代皇帝田猎。本文第一章探讨了唐代制定仪注的依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儒经与经解、“史”——以往的礼仪实践、“仪注”——以往的礼仪程式规范。在“经”之中唐代《皇帝田狩》仪注注重《周礼?夏官?大司马》和《礼记?王制》,对《礼记?月令》则不予取用,这和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唐代官方经学思想是一致的。第二章关注的是皇帝田狩礼仪注的具体程序,追溯了自汉到唐皇帝田狩礼仪注逐渐成熟的过程。唐代《皇帝田狩》礼的渊源在北齐和隋,但《贞观礼》中《皇帝讲武》的创制和《开元礼》的定稿才使得皇帝田狩礼仪真正独立、成熟。田狩礼的核心程序是“三驱”,含义为皇帝象征性射击前三度驱赶野兽,南北朝时的另一种解释——三面驱兽,在此则表现为三面布围。皇帝田猎因其随意性,制度化的祭祀不会使用皇帝田猎的猎获,除非是制作成干肉备用,不然便以“荐新”的方式贡献宗庙。在明确了唐代皇帝田狩礼为一象征性的仪式以后,本文在第三章探讨了唐代皇帝田猎的两个方面——猎场与辅助狩猎的鹰、犬、猎豹。唐代皇帝的猎场范围大多超出禁苑,前期田猎多在出幸途中,安史之乱后猎场缩小到京师周围,穆宗、武宗时恢复到近郊。在《皇帝田狩》的仪注中没有辅助狩猎的动物,经唐一代君臣对鹰犬的态度都是负面的,有鹰犬出现的田猎必定是娱乐性的射猎畋游。第四章根据之前礼制的研究和田猎的两个方面,以礼与非礼为田猎的区分标准,将唐代皇帝田猎分成了四期:高祖的纵情畋游期;太宗、高宗、玄宗的唐代皇帝田狩礼的形成确立期;德宗的崇重礼制期;宪宗及以后的衰弱娱乐期。第五章从两方面挖掘了唐代皇帝田猎的意义。高祖、太宗、玄宗时皇帝通过亲自参与射猎来加强与将领、军队的联系;唯独德宗注重靠礼仪来维持与禁军、将领之间的联系。德宗之后,皇帝田猎礼便与军事意义一同退化了。太宗、高宗、玄宗时亲善羁縻朝贡地区蕃邦君长靠的也是一同射猎。总之,唐代虽然田猎礼仪注成熟,但皇帝的田猎是以射猎畋游为主的,仅有三次行三驱冬狩之礼的记载见于史册。田猎中的礼制和实践存在脱节。唐代皇帝田猎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射猎畋游中,德宗朝轻畋游转而重视田狩礼仪的作用,之后,唐代皇帝田猎则同其军事、外交意义一同衰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