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大萧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和全球多个经济体带来了巨大损失。多次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让人们开始反思导致危机的原因。人们发现,危机发生之前均出现了私人部门杠杆率极速攀升的情况,危机之后,相关经济体被迫走上去杠杆之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型,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程度地下降,而与此同时,我国的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经历了较大幅度上升,也相应进入“去杠杆”、“结构性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我国当前稳增长下的去杠杆的稳步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现有研究的结论和不足,本文采取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私人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分解为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部门杠杆率,就它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本文综述与评论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了金融深化理论、债务周期理论、债务-通缩理论、金融不稳定理论以及金融加速器理论等,分析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后文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结合各种理论中反映出的杠杆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受杠杆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使用1998至2017年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家庭部门杠杆率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影响机制和效果的不同。结果发现:(1)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影响随着经济增速的提高而减小,随着经济增速的降低而增加。即存在临界值效应和紧缩触发机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可以使企业获得资金,用于技术创新和扩大投资,家庭部门杠杆率上升可以改善消费水平,从而可以对经济产生正向作用,经济形势的向好又能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及福利水平,从而企业和家庭的还贷能力得以改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杠杆率可以得到经济的支撑。但是,如果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上升过快,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下降;而如果家庭杠杆率上升过快,会挤压未来消费和储蓄,杠杆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就会消失。而如果经济走向非理性繁荣状态,企业和家庭对未来预期过于乐观,可能会转变成投机型和庞氏融资主体,过高的杠杆增速得不到经济支撑。一旦出现某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可能会触发债务-通缩机制,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如果经济处于下行阶段,企业的盈利水平不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也相对较低,两个部门杠杆率上升只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主体的债务负担,从而对经济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增强;(2)当经济增速低于临界值时,家庭部门的债务紧缩效应大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当经济增速高于临界值时,家庭部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小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主要是因为,家庭部门增加杠杆相比企业杠杆率增加,对生产率提高的正向作用更小,同时还可能会使得储蓄率下降,整体来看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3)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债务紧缩效应在发达经济体内显著,而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并不显著,可能因为后者的金融发展水平还不高,金融深化形成的积极效应会弥补债务紧缩效应。对于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债务紧缩效应在两类经济体内均显著。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包括:(1)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行期间,对于企业和家庭部门加杠杆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如果经济增速无法支持私人部门债务利息的支付,加杠杆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速下滑。(2)不仅要监控全社会的杠杆率水平,更需要分部门的考察。家庭部门消费贷款导致的杠杆率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比较小。(3)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也需要考虑杠杆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动态关系,关注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杠杆率结构问题,以保证增加杠杆所形成的资金效率充分提高,尽可能地发挥资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