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麦麦是20世纪30年代非常活跃的一位学者,他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史论争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大论争。在此期间,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古史分期和本位文化问题上皆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在古史分期问题上,李麦麦并没有将中国社会的发展硬套进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里,而是否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他认为商朝是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周朝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李麦麦不仅从这一公式中跳出来,否定奴隶社会的存在,并且还认为封建社会应排在奴隶社会的前面,古代奴隶制是古代封建制发展的结果。除此之外,李麦麦在判定从秦至清朝的社会性质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他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是专制君主制,并且强调商业资本在专制君主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李麦麦在先秦哲学思潮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提出先秦哲学之所以产生的根源在于春秋时代的阶级斗争。在中国本位文化问题大论争中,李麦麦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大加批判,认为《宣言》中提到的“中国的特征”是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层面消极的、负面的因素,如果继续保存这样的中国文化,就有“中体西用”的嫌疑。即使要保存和弘扬中国文化中有价值的文化遗物,也要先完成“欧化、近代化任务”。李麦麦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主张批判传统文化,支持资本主义化。他认为,对于西洋文化应重在“介绍”,不可奢谈什么文化“创造”。李麦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差距甚大,应大量地介绍、引进西方文化。他认为如果有学者不努力介绍西洋文化,而是创造“新文化”,那一定是犯了“夸大狂”。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他只满足于照搬西洋文化,并不能在其基础上进行创造。在探讨各国民族史论方面,李麦麦也有独特的见解。通过对尼德兰革命运动、德国民族统一革命运动以及意大利民族统一革命运动的对比研究,他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国家的统一与国家的分割是不相容的。因此,一个民族的内部如果还没有完全克服它的分割主义,它绝对不能称为一个民族国家。第二,一个民族的内部如果是处在分崩离析的局面下,外力的侵入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李麦麦认为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许多人都对于它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民族运动和民族革命是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统一政治,统一社会制度,统一文化运动。尽管李麦麦在古史分期和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存在一些过激的观点,但这也不能掩盖他学术思想上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