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和制度的变迁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随着资本型发展模式弊端的逐步显露,如何保持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研究背景,本文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两个困境：一是改革的深入和制度的变迁受到既得利益组织的阻碍；二是劳资矛盾引发的收入差距逐步加大。两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利益组织的地位优势和寻租行为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那么应如何从利益组织理论的视角去理解当前的问题呢?诺思等人的社会秩序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一般来说会经过三种社会秩序：原始秩序、限制的准入秩序、开放的准入秩序。每一种社会秩序下组织的产生、进入条件是大不相同的。当前我国正处于限制的准入秩序阶段,各种利益组织不能自由进入,市场上存在着很多寻租行为,竞争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益组织往往能够利用自己的力量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奥尔森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表明,工人由于其自身人数众多和激励因素的缺乏,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和对等的组织和企业讨价还价,工资长期处于低位。在借鉴与深化了奥尔森的组织“共容性”概念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视角考察了利益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很多具有分配性质的利益组织,并且它们是在积极寻求传统意义的租金,那么就会损害一国的经济增长。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对此给予了佐证。然而在开放的准入秩序下,大量利益组织的存在会促进市场的竞争,保持经济上的民主和机会均等,维护经济增长。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在限制的准入秩序中,组织的性质主要是分配性的,且其追求的是特权所带来的租金。而在开放准入秩序中,利益组织之间主要追求的是竞争和创新所带来的边际租金,大多具有一定的共容性。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段的利益组织发展路径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的理论分析。随后,本文分析了利益组织在我国的存在和影响。首先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利益组织的存在性,探讨了利益组织的演化所造成的两个主要社会问题：工人工资比重过低问题和既得利益组织对改革的阻碍。工人集体行动的缺失影响了其工资的谈判能力,在与企业利益组织的讨价还价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提高其工资,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我国内需的提振和经济的增长。而地方利益组织保护主义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统一市场难以形成,自由竞争度较低,损害了经济增长。在行业准入上,限制因素众多,垄断特权催生了租金,各类产权难以公平竞争。这些问题背后的重要涉及者就是社会中最大的利益组织政府,政府的行为关系着经济准入秩序的完善和制度的供给,如果政府和企业利益组织结合,就会形成掠夺性制度,损害经济的增长。为此政府应该保持自己组织的极大“共容性”,积极实施中性的经济政策,促进保护性制度的建立,完善组织的准入秩序,提高竞争度,推动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