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未将国有企业纳入政府采购主体范畴。自2007年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简称GPA)谈判以来,我国政府先后提交了五份出价清单,这些清单也未将国有企业纳入“其他实体”范畴。虽然GPA没有对应当纳入的政府采购实体作明确规定,而只是由各参加方根据谈判结果确定具体开放范围。但在实践中,大部分GPA参加方都将一些公益性国有企业列入出价清单,向其他参加方开放相关的采购市场。中国的做法引起美国、欧盟等参加方的强烈不满,中国加入GPA的谈判进展缓慢。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分化,我国国内的狭义政府采购概念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应尝试将从事公益性事务的国有企业纳入中国《政府采购法》主体范围内,以规范国有企业的采购活动,而后再将这些企业中的有限部分纳入GPA。本文选取中国国有企业纳入GPA的问题进行研究,学习和借鉴GPA及其参加方的立法,并对中国政府采购体制提出改革建议。本文主要运用理论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在内容安排上,首先从GPA的发展历史和适用范围出发,探讨GPA框架下国有企业所涉的问题。再结合GPA文本,分析确定政府采购实体的具体标准,主要包括“政府控制或影响”标准和“政府目的”标准。接下来,以《中国入世议定书》和《政府采购法》为基础,阐明国有企业纳入GPA可能给中国法制带来的冲击。最后,从中国政府采购市场规模和其他参加方的履约实践入手,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纳入GPA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出价提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