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呈现自我主题的诗剧《猫与月》、《在鹰井旁》、《演员女王》和《女伯爵凯瑟琳》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对自我及其相关层面进行诗学阐释。关键词“自我”来源于叶芝的神秘主义哲学,对它的阐释既运用了叶芝的神智学视角,又结合了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文章从三个层面,即个体自我、反自我、民族自我,来揭示自我在叶芝诗剧中所蕴含的意义。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自我在叶芝上述诗剧中的三个层面的意义。在叶芝看来,人类灵魂包含两个方面:个体自我与反自我(对立自我、第二自我、他我)。个体自我相当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人格最原始的本质状态。反自我是指出自其内在本质的一切情感的对立面,是情感的再创造。个体自我只有找到并自觉模仿反自我,人格才有可能发展完善。民族自我是指集体文化自我。国民、种族或个体都能被民族自我所包容,形成整个民族每个成员灵魂中共有的真理,文化精髓与内核。第二章探讨个体自我在叶芝诗剧中的诗性表达。个体自我与智者的交流,个体自我与灵魂的对话以及与其守护神的对立协调,皆为诗人人格的个性显现。第三章探讨反自我及其在诗剧中的运用。个体自我与反自我相互作用与相互冲突,形成对立统一,彼此“生彼之生,死彼之死”,实现叶芝哲学体系中所谓的“存在统一”,即个体人格的完善境界。第四章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讨论民族自我。叶芝认为民族和个体一样只有找到内在于其中的各种对立面,并与之整合统一,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完美境界和爱尔兰的文化整合。在叶芝看来,这种完美的文化整合象征性地体现在其笔下的拜占庭和文艺复兴时代。叶芝深信:诗剧应该是表现个体自我、反自我和民族自我的有机统一。只有通过这种统一,诗才能张扬个性,塑造民族之魂,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身份。这是诗人在其不朽的诗剧中给我们呈现的最具审美意蕴的诗学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