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潜伏于经济繁荣背后的各种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酸雨蔓延、森林破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环境问题正在威胁着人类福祉的根本基础。于是,“绿色”一词开始流行,“绿色经济”、“绿色GDP”、“绿色能源”等词汇,人们耳熟能详。与之相关的一个新的名词——“绿色电力”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绿色电力是指生产自绿色能源的电力,与常规电力的区别在于绿色电力产自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由于不需要燃烧化石能源,绿色电力生产过程中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因此称之为“绿色电力”。本文所界定的“绿色电力”范畴与有些学者所称“绿色电力”不同,本文中的“绿色电力”不包括水力发电,仅指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原因在于水力发电难以避免对水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水能不属绿色能源。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即开始了绿色电力发展的尝试,在认识到绿色电力对于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等方面有巨大作用之时,各国纷纷出台法律规范促进绿色电力产业的发展,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我国发展绿色电力的时间并不长,自产业萌芽至今也不过20余年的时间,却已取得卓然成就。我们在为我国跻身绿色电力产业大国倍感欣喜之时,也应当正视我国绿色电力发展法律机制不完善的现实状况。本文试图构建能够有力促进我国绿色电力发展的法律机制。本文绪论介绍了本文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和本文的研究方法,并且对本文的核心范畴——“绿色电力”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界定。第一章绿色电力发展的理论与现实基础。该章第一节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能源安全理论和产业政策理论及其与绿色电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绿色电力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上述理论均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石。第二节分析了我国发展绿色电力的现实基础,包括发展绿色电力的必要性、可行性,并且总结了我国发展绿色电力的现实困境。能源结构多样化和能源安全,节能减排与应对气候变化,西部大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绿色就业岗位的拓展等方面的需求,均要求大力发展绿色电力;良好的绿色电力能源条件、日渐完善的技术和制度条件,均证成绿色电力发展的可行性;然而法律规范体系不健全、产业政策规划不合理、产业技术瓶颈的制约、价格、税收和融资激励机制不到位,是我国绿色电力产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故,下文分别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论述,力图提出完善绿色电力发展法律机制的建议。第二章绿色电力发展的立法保障机制。绿色电力的发展需要多重保障,重中之重是立法保障机制。该章分阶段阐述了我国绿色电力的立法沿革,梳理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绿色电力发展的法律、规章和政策性法文件,对目前在绿色电力发展中起到基本法作用的《可再生能源法》进行评析,认为该法在立法目的、立法原则、立法技术、监管体制和执行机制等方面有待完善。该章最后一节中根据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立法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绿色电力发展的立法保障机制的建议,认为产业政策对绿色电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国应当在修正现有绿色电力产业政策的基础上将其法律化,以《绿色电力产业政策法》或《可再生能源法》为基本法完善绿色电力立法: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绿色电力立法目的;将创新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等作为绿色电力发展的法律原则;融合既有的法律、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法文件,采用恰当的立法技术完善立法内容;建立权责明确的监督管理体制和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法的执行机制。第三章绿色电力发展的价格规制法律机制。该章从分析绿色电力价格规制的理论基础入手,界定了价格规制在本文中的含义:规制包括鼓励与限制两种行为,由于绿色电力的生产不产生负的环境外部性效益,因此对其进行价格规制指的是采取鼓励措施影响上网电价的形成。该章第二节分析了国际上现行的三类五种绿色电力价格规制模式,第三节总结了我国近20年来所采取的价格规制措施,指出从规制效果、规制成本和市场基础等角度考虑,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发展状况下固定电价制度最具有可行性。第四节借鉴德国实施固定电价制度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绿色电力价格规制法律机制的构想,认为我国应当将现有风力发电价格规制机制,即标杆上网电价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的绿色电力,并且采用科学合理的定价方法,完善其配套措施。第四章绿色电力发展的财政补贴法律机制。该章第一节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层面阐释了与绿色电力发展相关的财政补贴的内涵与特点,并且利用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等理论对绿色电力发展的财政补贴制度进行了经济学分析。第二节论证了绿色电力财政补法律机制的正当性,指出对绿色电力产业进行财政补贴,不仅是国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措施,同时还是国家利用环境经济手段调节市场的重要方式,在培育绿色电力供给和需求两个市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根据《SCM协定》的相关规定对绿色电力财政补贴进行考察,认为国家对绿色电力产业研究与发展所进行的财政补贴应当适当,避免引起相关缔约国提起反补贴申诉,而绿色电力生产与消费的补贴因为并不使得被补贴者获得利益,因此不属于《SCM协定》所规制的补贴。第三节对我国绿色电力产业财政补贴法律制度的现状进行了评析,从补贴法律依据、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和补贴的期限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建议。第五章绿色电力发展的税收激励法律机制。第一节阐述了税收激励法律机制的理论源泉,指出经济的外部性理论和庇古理论是绿色电力发展的税收激励法律机制的理论依据,绿色电力生产不产生负的经济外部性,因此对其应当施以税收优惠,而常规电力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和污染物,产生了负的经济外部性,应当对其进行征税。上述两种有区别的税收机制即为绿色电力税收激励法律机制的正向激励机制和逆向激励机制。第二节中系统介绍了美国促进绿色电力发展所采取的正向税收激励机制,其激励手段涵盖了税收、补助、债券、担保等方面,激励对象包括企业、政府和居民,激励措施的制定者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联邦和州的立法机关,应该说美国的税收激励法律机制是健全的、有效的,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第三节在评析我国现有绿色电力发展税收激励法律机制的基础上,指出我国该机制存在税收优惠覆盖面窄、逆向激励机制不完善、法律规范的效力位阶低等不足,进而在第四节中针对上述不足重构了我国绿色电力发展税收激励法律机制,认为法律依据应当法律化,税收激励机制的负税主体应当涵盖企业和个人,同时完善我国的资源税、增值税、所得税、关税等税收法律制度,并且开征碳税或环境税,从正反两方面为绿色电力的发展提供税收激励机制,鼓励其发展。第六章绿色电力发展的金融激励法律机制。绿色电力产业的特征之一是初期投入成本高,因此融资难是制约绿色电力发展的主要困境之一,该章第一节指出金融激励法律机制是解决企业资金难题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的保障措施。第二节以德国、日本和美国为视角,介绍了外国绿色电力金融激励法律机制的主要措施,受所搜集资料的限制,文中重点介绍的措施为各国的低息贷款及相关计划与项目。第三节评述了我国绿色电力发展的金融激励法律机制的现状,认为政策性金融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模式并不合理,商业性金融对绿色电力产业融资的支持力度不够,促进绿色电力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金融激励法律机制体系有待完善。该章最后一节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结合,鼓励银行接受赤道原则,并据此完善绿色电力产业的绿色信贷制度;建立健全包括产业投资基金、项目融资和融资租赁等重要融资模式的多元化金融激励法律机制体系,拓宽绿色电力产业的融资渠道;在简化审批与交易程序、完善合同制度内容的前提下,利用清洁发展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保障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发展我国的绿色电力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