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机动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空间快速扩张。且在城市土地市场化、城市住房市场化、单位制度改革等制度与结构性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城市空间发生着转型和重构,由此造成城市内部“居住-就业”空间关系由“职住平衡”向“职住分离”转变。“职住分离”现象导致的城市居民长距离通勤、小汽车数量迅速增长、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和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日益突出。并且由于城市居民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建成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居民呈现差异化的职住空间选择,从而形成城市内部错综复杂的通勤流。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和城市空间配置的不匹配问题成为城市交通与规划领域关注的重要话题。如何结合中国国情,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建成环境,引导居民绿色出行和短距离通勤,减少城市交通拥堵,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成为中国城市和交通可持续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之一。国内外已有较丰富的文献对城市建成环境与通勤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研究较多的关注工作地或居住地单方面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作用,综合考虑职住建成环境交互影响的研究鲜见。其次,建成环境影响通勤行为的现有研究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考虑不足。第三,对建成环境影响通勤行为的作用路径和潜在机制挖掘不足,缺乏对就业可达性中介效应的估计,对通勤行为变量相互影响的内生关系考虑不足。最后,现有研究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为实证区域,基于中国情境,特别是中国西部城市的案例实证研究不足。鉴于中国的城市建成环境特征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国外研究结果难以直接应用于指导中国实践。因此,本研究以西安市为例,基于2021年的“西安市居民建成环境感知与出行调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职住建成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的影响差异。首先,分析城市不同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与通勤行为特征及差异。其次,在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和居住/出行偏好后,采用交叉分类多层模型对职住建成环境与通勤行为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研究,探索职住建成环境影响不同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的主要因素。最后,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职住建成环境影响不同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的路径中,就业可达性/通勤距离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基于空间和不同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达性和通勤行为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从空间来看,就业可达性呈现出多中心及沿地铁通勤廊道条带状分布的复杂结构。相比于郊区,居住在内城的居民就业可达性更高,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更短,使用慢行和公共交通方式通勤的概率更大。从不同收入群体来看,相比于低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的就业可达性更高,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更短。低收入群体的通勤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中高收入群体的通勤方式以慢行交通与小汽车通勤为主。对中高收入群体来说,不论是居住在内城还是郊区,通勤行为都没有显著差异,但低收入群体的通勤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2）职住建成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综合考虑了职住地建成环境的交互影响后,职住地建成环境中道路网密度、人口密度、到市中心的距离、公交站点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职住地附近500米内的停车位数均会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通勤方式和通勤时间。对于不同收入群体来说,低收入群体通勤方式的选择易受职住地附近公交站点的密度以及工作地距最近地铁站距离的影响,通勤时间会受到居住地公交邻近性和职住地目的地可达性的影响。而中高收入群体的通勤方式和通勤时间都会受到职住地附近停车位数的影响。（3）就业可达性在建成环境对不同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中介效应。且不同收入群体的通勤行为变量中,通勤的距离、方式与时间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内生关系。同时,中介对不同收入群体通勤行为的影响路径有差异。并且在考虑了就业可达性、通勤距离和通勤方式中介后,职住地公交站点密度、500米内停车位数、道路网密度、人口密度以及工作地土地利用混合度仍对不同收入群体通勤方式和通勤时间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我国城市建成环境与居民通勤行为的关系,并且为城市规划者通过优化工作地和居住地周边建成环境,改善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提供一定的政策制定建议与启示。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城市建设过程中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混合度,营造适宜绿色出行的道路环境,有助于从通勤层面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同时,还应该在规划过程中,注重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降低低收入群体长距离通勤行为。最后,还应该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从而增加居民的绿色通勤,保障低收入群体通勤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