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跨国公司,研究的内容是中国跨国公司成长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研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充实和完善跨国公司理论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跨国公司理论是关于跨国公司现象的概括和抽象。本文对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相关的国际直接投资(FDI)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述,并对有关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和评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主要涉及跨国公司理论与FDI理论的关系,内部化理论的解释力、内部化程度和内部化方向问题,涉及FDI统计中的FDI定义问题,OIL范式中的内部化优势与FDI关系及其解释范围问题等。论文对中国跨国公司的成长条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具体分析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认为从宏观条件和国家发展战略看,中国跨国公司成长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外在动力,从微观条件看,中国的企业整体地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也有部分企业拥有其优势,具备了跨国发展的能力和条件,因此,不久中国将成长起一批自己的跨国公司。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几个成长点,包括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企业集群、中小型企业中具有经营特色的企业、国内市场产品饱和的企业等。其中的企业集群作为跨国发展的成长点具有特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本文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理论思考主要体现在第5章。分析了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基础和现实背景,主要包括中国的转型经济特征、企业制度特征、中国的市场特征、企业能力基础特征等对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影响,其涉及的相关理论有制度经济理论、转型经济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等;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阶段,主要用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和FDI流出量等指标与有关发达国家相应指标所处相应水平的时期对比,得出中国跨国公司发展所处在的具体阶段。这种研究在笔者所查阅的资料文献中尚属少见,其基本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于发达国家1970年代的水平,但中国对外的FDI相当于其1960 ~1970年代的水平,相显滞后;本文论证了产业转移极限论,主要观点是,对外进行FDI是发达国家转移落后产业,提升自己产业结构的手段,但这种产业转移不能顺次循环下去,必然会出现转移的极限,即对外直接投资不会是中国、印度等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结构的手段;本文还提出了制度优势论的观点,即在OIL范式中,还须增加制度优势(Institution Advantage),方能对中国的跨国公司成长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是对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完善和补充。此外,论文还对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后发优势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在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涉及中国跨国公司成长的宏观促进机制,包括政策的引导和影响机制、法律的保障机制、金融的起步扶持机制、财税的促进有效经营机制、保险的风险防范机制等;本文对中国的FDI流出量、GDP、出口规模、固定资产形成总额、FDI流出存量、外汇储备等6个宏观经济指标,建立VAR模型,重点进行了结构分析,发现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取得了容量为120个样本单位的样本资料,对中国企业跨国状况与跨国准备,中国企业跨国公司发展及跨国意向,中国企业跨国能力、条件评估等进行了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