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关中地处中国西北内陆,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历史传承孕育了关中地区独有的民间信仰体系。民国时期,关中地区民间信仰崇祀对象种类繁多,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以及乡贤名人崇拜等多种形式,整体呈现为民间信仰多元并存、相互影响的区域特色。崇祀活动与关中民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各种岁时节令活动中发挥着文化娱乐、商业贸易、社群整合的功能。尤其是传统的驱傩仪式融合戏剧、杂耍等娱乐形式,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社火,构成了关中地区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在新思潮的冲击之下,社会改造成为了时代潮流,传统民间信仰逐渐被纳入“迷信”范畴,成为国家改造、打击的对象之一。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不断通过行政、法律、风俗改造等方式破除迷信,围绕着反迷信,毁淫祠、整顿旧俗、推行国历等措施,逐步对民间信仰进行改造、治理。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借助、利用民间传统崇祀活动进行社会动员,扩大政治宣传,民间信仰的改造由此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检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的改造过程及其成效,可以看到关中民间信仰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究其根源,实与区域文化传统及现实生活需求密切相关,故而以国家权力单向推动的改造行为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尤其在1928至1933年,关中地区因旱灾影响,民间祭祀祈祷活动广泛存在,民众祈雨之风盛行,显示出即使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之下,地方的民间信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仍旧难以替代。对于民间信仰的控制与反控制,由此构成了国家与乡村悄然角力、权力博弈的场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中地区存在利用民间崇拜、祭祀吸纳信众的组织,增加了国家整顿、改造民间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地方政府依从、执行破除迷信政令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对于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民间信仰活动予以严格管控,但对于祈雨一类活动则采取消极对待的方式,干预较少,甚至主动利用乡民设坛请神普降甘霖,以彰显地方政府爱民形象。由此,在关中民间信仰改造过程中,一方面民间信仰空间遭到国家行政权力的强力干预,城乡民间祠庙数量减少;另一方面相关祭祀、祈福活动却依旧普遍存在,甚至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以及暗中支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景象。并且,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祭祀祈福活动的娱乐性、商业性及社区文化认同作用反而相比此前有所增强。以南京国民政府及陕西地方政府改造民间信仰为考察重点,本文针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中地区民间信仰的历史变迁,管窥近代民间社会文化的转型历程。其中,以具有关中区域特征、普遍存在的社火最具有代表性。关中社火作为集祈福纳祥、喜庆娱乐、文化认同于一体的仪式性活动,它的传承与流变折射出关中民间信仰的变迁。一方面,出于政治防范和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陕西地方政府设立改良社火自乐班、限制社火规模、改变社火仪式程序,甚至禁止举办社火。另一方面,利用社火活动受众广泛的特点,化装为社火仪仗队伍宣传军训及兵役,举办社火活动纪念五四运动、庆祝蒋介石六十大寿等。而社火自身也与时俱进,举办频次增多,内容更加丰富,并在商业演出领域大放异彩。抗战时期,雷云台、雷季阳兄弟二人为社火活动拟写了大量抗战、科教题材的对联,体现了社火的实用性与可塑性。通过对关中民间信仰改造过程及成效的梳理,可以看出民间信仰与国家的管控实践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直接强制性管控措施可以收到短暂成效,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具有潜移默化的移风易俗作用。民间信仰根植于传统历史文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传承与变迁反映了关中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变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