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晚清旅西记述,即以欧美等主要西方国家为记述对象的域外游记。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移动,且附带着一种不可替代的跨界经验。从出发到抵达,其实是一个旅行者观看、反省、体味和升华的思辩过程。晚清中国,山雨欲来,变局骤起。内忧外患的因缘际会,一个个西行者踏上了朝西的旅程,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游文本。这些兼具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双重性质的宝贵资料,勾勒出国人观念更新和文化嬗变的轨迹,为我们还原百年以前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可能。本文欲借鉴比较文学形象学与旅行理论的视角,用跨文化研究的眼光,审视行旅中的文学,还原文学中的社会,力争将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有机结合,使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得益彰。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回顾晚清旅西记述兴起的时代背景,指出这一文类正是在中国被迫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传统舆地之学的延伸以及近代传媒的推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时势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使得游记中的书写主题呈现了由“自然相”向“社会相”的递变,加之晚清政府的官方推动,以及西行者经世救国的自觉担当,山水风光已淡出核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连篇累牍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教风俗、社会民生、交涉礼仪、工艺制造的记述。出现在游记中的异国风物,往往被西行者见文生意,与中国暗淡凋敝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这种“因小见大”的叙述策略,使旅西记述初具了“大叙述”的文学风范。旅西记述因作者身份、文学素养以及关注重点的差异,造成文本体例千差万别,叙述内容包罗万象,艺术水准参差不齐。第二章借旅西记述文本还原西游之旅对晚清国人传统世界观及文化观的冲击。在跨越中西的旅程中,西行者传统的中国中心论随之瓦解,全新的世界观念开始形成。在看与被看的视角转换中,西行者开始抛弃轻慢无知的心态,长期以来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开始逐渐变得温和客观,饮食男女种种日常生活方式的濡染,许多不经意间改变的生活小节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纽带和桥梁,使得原本看来不可调和的文化隔阂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冰释。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阐述西行者对科学和民主的认知与想象。科学的世界神妙不可方物,西方总统议会制度井然有序,因为没有对应的知识体系与认知范式,他们只能从儒家经典和圣人教诲中去揣测与联想。于是“西学中源”说、“泰西近古”说应运而生,成为解读与想象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工具。从毫无科学观念到初步的科学理念的萌生,从对华盛顿神话的追慕到西方民主的想象,其中不免臆想和谬误,但大洋彼岸“赛先生”和“德先生”的面目已渐趋清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传播做了有益的铺垫和准备。第五章考察海外行旅与近代文学变革的内在关联。梁启超在海外羁旅中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设想,黄遵宪“言文合一”的创见和“别创诗界”的孜孜以求,……为空间行旅与文学变革这一命题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桐城文人的域外游记创造性地糅合了传统文法与异域风物,将新思想、新名词化而用之,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拉开了古典游记散文新变的序幕。继之而起的梁启超,以天才的创造才能,汲取日本明治文体的质素,将欧西文思与报章文体融于一炉,别创酣放恣肆、横扫千军的“新文体”。晚清海外纪游诗的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令人惊诧。异彩纷呈的域外体验与诗歌这种中国最为正宗和传统的文学形式结合,出人意料地揭开了晚清诗歌变革的新篇章。西行者借助看似言之凿凿,其实暧昧含混的言论,刻意夸大小说移风易俗鼓荡民心的“域外经验”,小说救国神话就此兴起。西洋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娱乐形式,吸引了大多数西行者的目光。他们从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联想到了背后精妙的科技手段,进而呼吁改良中国戏曲,振兴民气,再造新国。同时,戏剧救国论的口号也成为其后晚清文学喧嚣一时的文学功利性言论的滥觞。旅西记述为国人呈现了一幅西方世界乍明还暗的暧昧图景,从这面异域文化之镜中,西行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裂变的危机。我们不必苛责这些认知和体会的粗率与浅薄,毕竟就旅行的意义而言,移动的过程比抵达更值得思索和品味。这些文字承载了一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力图自强的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中也可窥见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近代转型的蛛丝马迹。尤为可贵的是,在艰难的思想探索和文化反思的汗漫之游中,西行者也自觉进行着文学变革的实践,开启了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