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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此同时,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遭到了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对这种后现代社会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并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构建了其解释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深入分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恢复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考察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展开了从思想维度到现实维度对意识形态幻象的彻底否定,从而把认知测绘作为“阶级意识”的符码,唤醒无产阶级作为批判主体的维度。然后,詹姆逊借鉴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以潜意识出发探寻政治领域中事物本原和真实动机,揭露出政治集团潜在的无意识思想。此外,他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据葛兰西、阿尔都塞和阿多诺意识形态思想挖掘出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功能,以恢复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生命力。正是詹姆逊对意识形态思想基础的独到分析,形成了其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后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詹姆逊架构起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桥梁,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相结合。詹姆逊从批判剖析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文本”和“修正”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作为重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的逻辑前提,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了三个视域的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终极诉求是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重新恢复马克思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通过“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论证”。詹姆逊首先把其构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凸显的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从而证明了他所构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命力,也拓展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空间。其次,詹姆逊认识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隐藏着资本逻辑的实质,运用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构建起“认知测绘”理论,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1]。詹姆逊建构认知测绘的本质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测绘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由于时代以及个人的理论视域和旨趣不同,我们也不难发现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思想的局限性也在所难免。詹姆逊在对马克思文本理解上存在偏差,在对政治无意识革命也缺乏彻底性,他提出的认识测绘想象性的建构唤醒阶级意识和革命的方案颇为抽象,缺乏现实可操作性。但尽管如此,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思想,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视域,有助于我们以辩证的方式看待后现代文化,以政治无意识观点发掘良善政治资源,值得中国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进行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