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本属于私人道德领域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扩张,“性贿赂”现象应运而生,成为了某些人谋求政治私欲和经济利益的筹码。虽然现行刑法对贿赂行为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制,但对于以“性”作为贿赂手段的“性贿赂”行为却仍属于法律的空白区。关于“性贿赂”的界定,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入手,该含义应当从其主体、客体、主观和客观这四个方面予以界定,突出该行为主体的特定性、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行为后果的社会危害性以及主观方面的目的性。此外,“性贿赂”有着不同于一般贿赂行为的基本特征,体现为:手段的非物质性、行为的隐蔽性、范围的广泛性和影响的深远性。随着该现象的日益增多,关于“性贿赂”是否应当犯罪化的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争议,基于“性贿赂”行为在定罪量刑上的难度以及国内外少有立法的先例,部分学者认为不能将“性贿赂”犯罪化: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性贿赂”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违背了社会道德秩序,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犯罪化以弥补法律的空白。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性贿赂”是否具有犯罪化的必要性、“性贿赂”立法是否有先例可循以及“性贿赂”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三个方面。应当说从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健全、人权的保护以及与国际的接轨等角度来看,“性贿赂”犯罪化是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因此,借鉴域外的现有立法规定,从罪状描述和刑罚规定两方面提出我国关于“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