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的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质量也大大提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对李大钊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李大钊研究进行深化、拓展的过程中,把这两方面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较为全面、较为深入地研究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实践,有相当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本文试从这一视角做一点尝试。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围绕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和预期成果等方面展开论述。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内涵和具体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即把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的新鲜经验,提升为新的理论；三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必须扎根优秀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国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中国人民群众共命运,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第三章,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本章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文化背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推进其中国化的必然性,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个体条件以及外部条件等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中华民族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的契合共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吻合相符,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李大钊分析了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救国方案,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决条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开拓创新的意识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中西教育背景,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个体条件。共产国际初期的正确指导和帮助,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条件。第四章,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与实践。本章集中论述李大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以及落实这些原则而进行的实践。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就已经认识到,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一个固定的、呆板的、静止的东西,而必须因时因事因所而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贯彻这些原则。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并践行这些原则,他的这些“初步提示”和最初的实践,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第五章,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地位。本章在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实践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这一符合逻辑的结论。李大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如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农民同盟军,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武装斗争思想,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初步贡献。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李大钊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也会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钊当时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了初步提示。通过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第六章,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必须在“结合”上下功夫,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国情、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从中不断吸取丰富的营养；必须注重培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后继者和接班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薪火相传、永续无穷。这些是我们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与实践中得到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