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近些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不断落实,投资颇见成效,我国对这些东道国的投资额也日益增加,而沿线国家由于具有着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政府稳定程度等,文化种类内涵也是丰富多样,使得我国投资面对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同风险水平。所以说在逆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受到疫情重创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准确认知评估东道国国家风险并研究其影响我国OFDI的投资逻辑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作为不同于制度的非正式因素,在影响国际关系与投资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国间因文化差异过大、文化不认同等而导致投资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综上,本文旨在研究在不同的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下,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化,为我国“一带一路”的顺利进行提供一定的参考建议。本文研究理论分析结合实证研究,首先梳理了以往国内外学者关于国家风险、文化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总结前人的经验与不足,提出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本文以国际生产折衷论等投资理论、文化维度理论等为基础,分别分析了东道国国家风险对我国OFDI的影响机制以及文化距离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原理,并提出相应假设;其次,本文选取我国对32个样本国2009年-2019年的投资数据,首先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探求东道国政治风险及经济金融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以文化距离为门槛,研究在不同的文化距离水平下国家风险对我国OFDI的不同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存在着政治风险偏好以及经济金融风险规避的倾向,以及文化距离在其中带来了“外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随着两国间文化距离的不断增加,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于我国OFDI的正向促进作用逐渐减少,东道国经济金融风险对我国OFDI的逆向抑制作用逐渐增大。根据本文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建立合理风险评估机制并灵活调整投资政策;第二,从政府层面建立起良好的外交关系;第三,要尊重重视文化差异,在国家政府、媒体层面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层面均增强双方的文化交流,求同存异,实现共赢。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发现现有的研究大多单纯的从东道国国家风险、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出发,极少有文献研究过三者间的关系。本文将文化距离作为调节变量,以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东道国国家风险在不同的文化距离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影响;第二,以往文献较多采取了交乘项的方法研究变量间的调节作用,而本文通过选用面板门槛模型,以调节变量文化距离作为门槛变量,可以更准确的描述了东道国国家风险在不同文化距离水平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影响结果,更好的验证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