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历经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现有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前期的快速发展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和高能耗实现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难以为继,而且会带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消失,只有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才能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动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资本、劳动力和创新要素的重新再配置,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产业结构的改革升级更是重中之重。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鲍莫尔提出的“成本病”等问题,进而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本研究基于我国产业结构改革升级的现状,实证考察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进行考察,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又可以分为工业结构高级化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发现样本期内无论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有所提高。其次,本文通过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2004-2016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发现我国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逐渐提升。最后,通过可以控制内生性问题的系统GMM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存在鲍莫尔所提出的“成本病”问题,这可能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质量有关。现阶段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低,一味地追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发展遇到鲍莫尔“成本病”问题。(2)地区工业结构高级化对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高的生产率水平,能够通过技术平台、人员流动、产品流动、知识共享等方式将知识和技术向其他产业进行传导,从而实现高新技术的扩散并带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地区服务业结构高级化对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刚开始起步,其发展质量不高,发展模式较为粗放,尚未能有效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过程当中,应理性看待产业结构不断服务化的趋势,坚持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为最终目标,避免产业间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应积极鼓励高技术企业与传统企业展开合作,最大程度上促进技术溢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间的联动作用,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鲍莫尔“成本病”问题,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