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展现代化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是统筹城乡发展,最大约束都在于土地,其突破口就在于破解土地流转供需"不畅"和城乡资源流动"受阻"的瓶颈,发挥城乡资源高效集约化整合效应。而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土地整治就是各种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流动的核心载体,已成为破解土地细碎化问题、化解分散经营与规模效应矛盾,实现资源高效节约集约化利用,不可逾越的关键。近年来,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土地整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土地、产业、居住"三集中和"农机、农技、农收"三提升,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同时,也诱发了土地利用强度和利用方式的转变,改变着耕地地块大小、形状、数目、空间分布和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对区域社会经济、生态景观、资源整合方面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正负效应,致使土地价值变化。目前,学术界主要注重农户土地流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而更大尺度间如村域单元和镇域单元,自然社会经济发展等的异质性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侧重于从外部制度环境出发研究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资源及附属于土地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整合,在整合基础上的资源效用发挥和资源整合驱动下土地价值转化与提升研究不足。为此,本研究以农户分散农业经营下传统种植模式为切入点,选取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大柱村、綦江区永城镇中华村和开县竹溪镇灵泉村随机抽样的286户农户及其承包经营的794个地块,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计量模型,评价了六类种植模式的地块生产技术效率,从地块特征和农户特征两个层面解释了地块生产技术效率损失的原因;选取江津区24个乡镇195个行政村1826户农户,分析了镇域尺度、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土地流转特征,诊别了不同尺度土地流转的关键因子;最后,以江津区慈云镇小园村和永兴镇黄庄村、旸岩村,以囊括专业大户、龙头企业和家庭农场三类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涉及蔬菜、瓜果、养殖等规模经营的六个耕地流转样区为例,结合流转农户调查数据、流转地块图件数据和农村经济统计数据等,测算了土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综合价值的损益量,剖析了土地价值结构变化,解析了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土地资源及其附属资源的整合特征与整合效应。获得的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地块生产技术效率因种植模式的不同而异,其受制于地块和农户特征的共同约束。种植于水田系统的水稻模式、水稻-油菜模式、水稻-油菜-马铃薯模式的地块平均生产效率分别为0.85,0.86和0.89,平均达0.87,而种植于旱地系统的玉米/红薯-其它模式、玉米-红薯-小麦/其它模式,以及油菜/花生/芝麻-其它模式的地块平均生产效率分别为0.62,0.48和0.86,平均达0.65。水田地块生产效率高于旱地地块生产效率,水旱轮作或作物间套种模式的地块生产效率高于单作模式的地块生产效率。无论是夏种冬休的单作模式还是水旱轮作模式,尤其是油料作物和豆类作物的引入,都是农民为了恢复提升地力、增加产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因此,可通过因地制宜地改变地块自然属性和灌排条件或加强农作物间套作新技术应用的途径来改善土地种植模式进而提高地块生产效率。当地块纯收益最大化时,水稻模式、水稻-油菜模式、水稻-油菜-马铃薯模式、玉米/红薯-其它模式、玉米-红薯-小麦/其它模式、油菜/花生/芝麻-其它模式的地块适度规模依次达2.58hm2、0.62hm2、0.35hm2、1.69hm2、3.12hm2和0.5 hm2,这与当前不同种植模式下实际地块规模(依次为 0.057 hm2,0.048 hm2,0.058 hm2,0.02 hm2,0.015 hm2 和 0.018 hm2)存在显著差距。地块生产效率越低,地块适度经营规模越大。因此,应开展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适度扩大地块规模,并兼顾地块的用途及种植模式。从影响机制来看,地块质量对6类种植模式生产技术效率均有显著地正效应,质量的改善有助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机械耕作条件仅在水稻-油菜-马铃薯模式和油菜/花生/芝麻-其它模式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现为对生产技术效率有正效应;耕作半径对水稻-油菜-马铃薯模式、玉米-红薯-小麦/其它模式,以及油菜/花生/芝麻-其它模式有显著地负效应,而在其它种植模型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也显示其对生产技术效率有负效应,通过调整地块空间分布可以提高这几种模式的生产效率。在家庭资源禀赋层面,劳均耕地对水稻-油菜模式和玉米-红薯-小麦/其它模式有显著性正效应;人均年收入恰好相反,对水稻-油菜-马铃薯模式、玉米-红薯-小麦/其它模式,以及油菜/花生/芝麻-其它模式有显著地正效应,通过增加农户收入能有助于农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2)土地流转属性特征及驱动机制在镇域尺度、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上存在差异空间差异上,镇域尺度2007-2012年土地转出率Moran’s I指数依次为-0.1515、-0.1463、0.0156、0.1902、0.0053和0.016,但空间自相关统计p值均大于0.005,且从2007年到2012年存在逐年增加趋势,镇域尺度土地流转属于随机分布且空间自相关程度呈减弱趋势。2012年村域尺度土地转出率Moran’s I指数为0.2052,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村域尺度土地转出率呈现显著正空间自相关。从土地流转空间关联类型格局发现,镇域尺度和村域尺度土地转出率空间关联格局整体不稳定,但HH类型集聚区均多分布东西浅丘主导产业区。在尺度差异上,镇域尺度2007-2012年土地转出率变异系数依次为0.1865、0.1557、0.1917、0.4267、0.3577和0.3922,村域尺度2012年土地转出率变异系数为0.4821,农户尺度土地转入率变异系数为0.5481,且土地转出率0.5059,说明土地流转率农户差异最大,其次是村域差异,而土地流转率镇域差异最小。但土地流转形式和流转去向分布在镇域尺度、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上基本一致,均以出租和转包为主,农户是土地流转的最主要流入方,占比达60%以上,其次是企业,专业合作社最少。这是由于资金、技术、产业发展、市场风险等方面的束缚,新型经营主体有限,如研究区专业合作社规模偏小,大多是以少量货币入股、松散联接的方式成立,以土地折资入股组建的合作社还不多,模式比较单一。从驱动因素来看,固定资产和养殖业商品化率对镇域尺度和村域尺度土地转出均存在显著正影响,但劳均耕地对镇域尺度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影响,对村域尺度土地转出却有显著负影响,同时,镇域尺度土地转出行为还与与农转非率有显著正关系,与农业劳动力数存在显著负关系,而村域尺度土地转出行为还与人均纯收入和政府补贴占比存在显著正关系,与农业收入占比有显著负关系。而且,影响镇域尺度土地转出最大的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数和养殖业商品化率,而农业收入占比、人均纯收入和劳均耕地是影响村域尺度土地转出最大的因素。农户尺度上,劳均耕地、农业收入占比、人均经济收入、流转租金、流转年限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是影响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的重要因素。其中,劳均耕地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均存在显著负影响;人均经济收入对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均存在显著正影响;流转租金和流转年限对土地转入存在显著负影响而对土地转出存在显著正影响;而农业收入占比对土地转入存在显著正影响而对土地转出存在显著负影响。可见,镇域尺度、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土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与大小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应以不同层次发展需求为导向,提出了促进土地顺畅流转施政策略,如以社会发展为导向,加速集约化村镇建设,增加固定资产,土地流转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步伐相适应,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育养殖大户,推广农业机械化替代,加大农机补贴力度;以农民需求为导向,逐步完善土地流转定价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通过土地流转提供农户更多就业就会,增加农民收入。(3)土地及其附属资源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整治联动下得到有效整合土地流转与整治联动下田块规模扩大、形状趋于规则、田面更加平整,道路通达程度提高,灌溉排水能力增强。田块总数、田块平均大小、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指数、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和田面平整度指数的平均相对改善程度分别为87.87%、38.19%、2.54%、1.15%和30.95%。道路密度和沟渠密度指数的绝对改善程度分别达50m/hm2和75m/hm2以上,灌溉保证率绝对改善程度达25%。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整合度最大,单位面积人工费土地流转后较流转前高出1.58倍到24.84倍不等,农资整合度次之,单位面积农资费流转后较流转前高出1.22倍到8.04倍不等,而畜机整合度最小,提高不足1倍。虽然生产成本增加,但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土地流转后劳动生产率高出流转前的21.46-45.74倍不等,土地产出率高出流转前的6.26-14.59倍不等,资本产出率高出流转前的1.09-3.71倍不等,总投入产出率均高于流转前的1.1倍以上,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平均高于流转前的1.04倍。此外,从资金整合来看,土地流转前农业投入靠农户自筹资金,占100%,土地流转后自筹资金与政府投资占比分别介于24.63%-79.31%和20.69%-75.47%之间,且样区Q1和Q6还分别引入了 18%和13.54%的社会资金。可见,农业发展投资主体由一元化转为多元化。(4)土地价值借助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了低值向高值的转化,但价值结构不均衡加剧六个样区在土地流转后经济价值显著提升总增值746万元,平均增加6.75倍。其中,样区Q2的经济价值增幅最大,达644万元,增加了 13.81倍,其次是样区 Q3和Q4,分别达2254万元和532万元,增加了 7.12倍和8.85倍,再次是样区Q6,达734万元,增加了 5.32倍,样区Q1和Q5增值最少,分别增加了 2.07倍和3.40倍。同时,社会价值也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小于经济价值,总增值4475万元,平均增加3.82倍。其中样区Q2的社会价值增幅最大,达551万元,增加了 7.5倍,其次是样区Q3和Q4,分别增值2095万元和453万元,增加了3.8倍和4.3倍,样区Q1、Q5和Q6分别增值308万元、234万元和835万元,增减倍数基本相当,均在2.4倍左右。然而,土地流转后生态价值均显著下降,6个样区平均损失率34.82%,总损失315万元。其中,气体调节价值损失最多,达23288元,平均损失率为67.40%,其次是废物处理功能价值,达1475元,平均损失率为34.22%,再次是气候调节功能价值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价值,二者损失率基本相当,约34.20%。总体而言,6个样区耕地综合价值总增值8636万元,平均增加3.7倍。其中,样区Q2的综合价值增幅最大,达1367万元,增加了 7.3倍,其次是样区Q3和Q4,分别达5701万元和1229万元,分别增加了 3.8倍和4.5倍,最次是样区 Q5和Q6,分别增加了 2.3倍和2.7倍,样区Q1增幅最小,增加了 1.6倍。此外,从价值结构来看,土地流转前后社会价值占比均达45%以上,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占比在土地流转前基本相当,为25%左右,但土地流转后经济价值占比平均扩大近2倍,而生态价值急剧减小尚不足10%。可见,耕地综合价值显著提升,但生态价值却有一定下降,价值结构不均衡在加剧。因此,农业产业化发展应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协调统一,即逐步引导农业产业化经营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向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转变。综上所述,农户分散农业经营下,地块生产技术效率因种植模式的不同而异,其受制于地块和农户特征的共同约束;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土地整治联动下,土地资源、设施资源、资金资源,以及劳动力、农资和农机等生产要素得到有效整合;而土地流转属性特征及驱动机制在镇域尺度、村域尺度和农户尺度上存在差异;借助土地承包经营权转移土地价值实现了低值向高值的转化,但加剧价值结构不均衡。为此,需对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公平分配机制和基于财产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农民权益保障制度等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