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世界各地都存在民间自发的、临时性的以解难、济贫、救灾为主要内容的慈善互助活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公民社会发育和壮大以及作为公民社会承接载体的慈善等社会组织全球性的“社团革命”的勃兴,慈善事业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但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政策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提高社会道德水平、解决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慈善事业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这就涉及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问题。政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据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跌宕发展的历史轨迹,一般来讲,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均衡互动、合作共赢的辩证统一关系。社会因其组织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和商业贸易发展,弘扬公共精神,促进社会创新和民主自治,维护社会利益和社会公正,在公共管理中体现出巨大的能量,得到了政府组织、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和尊重。由于社会及社会组织具有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状态下能够动员和整合社会力量及资源,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显著功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在研讨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过程中,常常刻意强调社会与社会组织的民间性、自治性、独立性和“政府隐退”、“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其实,在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一直处于不断变迁和强化之中,其政治控制、道德规引等职能也一直存在,只不过隐藏在繁杂的社会管理职能之后而已。由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在承认慈善等社会组织在崇尚公平伦理、追求公共利益、约束政府权力行为、减少社会排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强调并研究分析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积极立场。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与慈善等社会组织关系的限度和平衡点应该怎样把握?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基本切入点。政府责任表现为在处理政府对市场、对社会、对政府机构自身以及对公民个人的利益关系时应该履行的集体义务。由于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因而具有公共性质,政府责任又称政府的公共责任。政府责任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和应承担的过失,是一种义务、任务,更是一种监督、控制和制裁行为;它也是现代政府治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政府变革的重要内容。从具体内容上看,可以把政府责任划分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职业责任。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政府的责任呈现着核心公共服务型特征,其职能被限定在提供核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依据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国际经验和传统国情,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支持社会建设和发展,并从伦理性实体、政治性实体和制度性实体三个维度,讨论政府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行动和集体责任。第一,黑格尔认为,伦理性实体的政府对人类公共精神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慈善事业强调利他、博爱和给予,是“人类改造机构”,能够增强公民道德规范建设;反过来,政府可以为社会良序发展承担起积极的社会伦理责任,政府通过加强自身公信力建设,在全社会倡导慈善核心理念、企业公民责任、志愿服务和平民公益慈善理念,有利于公民道德品质的提升、社会道德规范的维系和慈善事业大环境的构建。第二,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作为政治性实体的政府,应该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继续调整转化公共管理职能,下放公共权力,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理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培育慈善组织承接公共事务的能力,同时,减少社会分化和社会排斥,促进社会接纳和社会整合,为慈善事业有序、健康发展创造更大更多的生存自由和发展空间。最后,依据诺斯“制度是人类集体博弈的产物”的观点,政府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非政府组织、营利组织、社区和社会成员是制度供给的重要参与者)。由于慈善事业法制的不健全以及监督约束制度的缺失,造成了慈善组织诸多制约困境,影响了中国社会建设和慈善事业的进程。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亟须法律制度的调节和保障,作为制度性实体的政府,应加快社会立法,制定和完善各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和法律法规。本文从政府职能理论以及公共治理理论分析出发,推断出“政府与慈善组织应该建立一种制度化框架下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应然趋势,并研究论证在治理语境和本土国情下中国政府的行政伦理规引、社会权力归还、社会立法供给的应然的集体行动和相关责任。这姑且认为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一定意义上说,金融危机之后的现代社会是“政府的时代”,当今世界更需要一种灵活多变的融合式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中国也不例外。本文认为,只要中国政府与慈善等社会组织之间相互关怀,相互合作,共商社会发展目标,共同创造更长远的社会公共利益,二者间的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