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学术界相对薄弱的研究环节，对刘向《说苑》《新序》《古列女传》及奏疏征引《诗经》的情形进行考察，一方面从横向观察刘向《诗》学与其他儒经之学的异同，另一方面纵向探索《元王诗》家学渊源及汉末经学的时代背景对刘向引《诗》及经学倾向的影响。刘向生于宗室之家，历仕汉宣、元、成三朝。本文发现，其政治经历贯穿一生，主导着著书立说的价值取向势必需要为政治服务。其次，学《谷梁》，论五经，校秘书，刘向的学术思想正是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另外，楚元王家族崇儒好《诗》的学风则从根源上影响了刘向的文化修养。本文认为，刘向著述及奏疏中的引《诗》，是他《诗》学呈现的主要形式。刘向引《诗》全面、深入，一部分是对前人著述引《诗》的迻录，一部分属于自引，整体上呈现博采众说、荟萃一家的特点。刘向引《诗》对《诗》本义的沿袭反映出他对解《诗》传统的继承；对《诗》本义的发挥和改造则体现了西汉后期《诗》学发展性的一面。刘向对《诗》的运用，符合其以著述为谏书的创作初衷，同时，也彰显了他以《诗》为谏的《诗》学观。本文发现，刘向遍引五经，以《诗》为最，这首先是基于刘向自身的治学倾向及实际需要，其次在于五经各自的价值存在异同，最后还与西汉后期君王、儒士、经生对五经不同程度的接受和推崇有关。面对元、成时期自上而下道德伦理的败坏，纲常礼教的缺失，刘向引《诗》的本质意义是志于借助经典来影射现实，规谏君王，匡正人心。集宗室、经生、通儒多重性格于一体的刘向，是汉代通经致用学术思潮中极为典型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