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名作，其中译本不下二三十种。有趣的是，孙致礼教授分别于1991年和2011年两次翻译了该作品，并于1993年和2014年分别付诸北岳文艺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出版。孙教授的这一重译现象颇为值得研究。　　本文拟以“重译假设”为切入点，利用安托瓦纳·贝尔曼的“翻译分析”的变异倾向及其所倡导的“直译”来考察两个译本。文章主要关注的问题是：这一重译个案是否符合“重译假设”所说的，后来的译本更加贴近原文？若符合，那么为什么会相符？若不符，两个译本又是什么情形？贝尔曼关于翻译的“否定分析”有十二种变异倾向。文章运用到的变异倾向主要有“高贵化与俚俗化”、“短语及习语的破坏”、“方言网络的破坏或奇异化”、“澄清”等。“高贵化与俚俗化”是指译文风格发生变化，译者有可能以原文为“原材料”进行发挥，运用优雅或是通俗的译笔改写原文；“短语及习语的破坏”则是原文习语破坏掉了，只翻译出意义，没有翻译出原文表达中具体的意象；“方言网络的破坏或奇异化”主要是原文中方言网络极易遭到抹杀，传统上的保存方法是将其奇异化；“澄清”是指译文往往指明原文中未指明的内容，译得比原文更加清楚易懂。贝尔曼提出翻译的“肯定分析”来抵消变异倾向带来的影响。他说的直译是贴近作品的字面，他认为这比还原意义更为重要，而且可以保存原文特定的能指过程。　　通过考察发现，新译本的“变异”程度较小，而且多表现出直译的倾向，即更加贴近原文，大致符合“重译假设”。文章继续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新译本更加贴近原文（亦即更异化）的可能原因。首先，译者的翻译策略逐渐由追求“形神皆似”转变为“异化为主，归化为副”，更加注重异质的传达。其次，读者对翻译文学作品的鉴赏与品位与之前有较大不同，不少读者更加喜欢偏重异化的译文，这样他们可以领略到更多的异国风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翻译策略。再次，目的语文化规范变得更加宽松，对于外来的事物（包括文学作品）更加具有包容性，所以更注重原汁原味地保存外来文学的“洋味”。译者有更大的选择余地采用更为异化的策略。通过本文的分析，以期对重译现象研究以及文学翻译批评方面起到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