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中国市民化主要有两种模式,即过渡市民化模式和直接市民化模式。过渡模式指农民进入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获得市民身份,如上大学后进入公务员、事业单位系统工作、农民工市民化等;直接市民化指农民直接获得市民身份,失地农民市民化是最主要的形式。当前学界对过渡市民化的关注较多,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关注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失地农民市民化不同模式的具体分析,呈现在不同民族、文化、宗教背景下市民化的不同动力、不同路径和不同结果,认为市民化并非简单的统一过程,而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本研究以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调查分析研究;以昆明主城郊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为研究重点,选取了区位相似,成因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的三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一个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因民族和宗教原因,外来回族和当地回族共同形成的回族聚居社区;一个是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整体移居至城市郊区的彝族村庄,他们背井离乡,在完全陌生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开始新的生活;一个是城市世居的彝族聚居社区,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几乎完全失地,生活在熟悉的地域上和陌生的环境中。生活环境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的身份转换、生计转型、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转变,这一切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并且存在着相当的机遇与困境。通过对3个社区市民化的全面比较,描述当地居民在近十多年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实遭遇,分析民族身份、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经济发展等因素在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勾勒出几个社区各自独特的市民化表现。以上分析发现,市民化既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必然走向现代化,也不意味着社会关系割裂和传统文化消亡,而是一个具有多元模式的过程,这种多元模式可能导致多种不同效果,随具体情境和条件转变而表现出差异。本论文分三个部分共八章。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并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表明了研究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和研究概念。第二部分通过对三个田野点的村民卷入城市化进程后在应对失地、生计方式转型、社会结构重构、文化延续与重建和身份的转换与调试过程中对比,描述分析了昆明的城市失地少数民族群众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以及在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从应对失地的不同策略来考查对比不同民族在面对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生产资料所表现出的适应性,讨论当前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过程中的征地补偿与城市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市民化的不合拍不合理之处。他们的生计方式从“有土时代”到“无土时代”的转型对比分析,讨论城市少数民族生计转型面临的各种障碍。从熟人社会邻里观念瓦解、民族内聚力和市民观念增强以及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嬗变来讨论社会记忆在城市化中的意义。分析对比了村落生活方式的延续和重建、城市生活方式的适应与变迁、宗教文化的适应与变迁以及民族教育的传承等方面的问题,讨论社会记忆的延续与民族文化的张力。从城郊农村基层组织的“翻牌”式的城市化模式,分析对比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归属感、市民身份认同度,讨论城市少数民族身份的断裂与重塑中遇到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全文的结语,在前两部分的叙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自然发展型、传统重构型和文化冲突型3种市民化模式,进而认为市民化的动因是多元的,市民化的进程是多元的,市民化的效果是多元的,市民化的模式也是多元的。政府在推进市民化的过程中,应该把市民化看作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的手段,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应该意识到市民化与传统保护之间并不冲突,采取积极措施,选择推进市民化的正确方式,实现文化传统保护与市民化进程的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