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新闻媒体因为各自所从属的利益集团不同，都分别在各自的报道中向公众传达着有利于己方意愿的信息，以此来制造社会舆论，从而试图推动西安事变朝着各自期望的方向发展。　　 笔者将结合上个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的历史背景，以利益特征相对明显的的《大公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西安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三份报纸代表了当时主要社会力量的立场，分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和抗日联军。　　 选取1936年12月-1937年2月共计三个月的新闻报道，从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等理论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新闻文本分析，并分议题内容、报道类型、引用的消息来源、语言及语气特点等进行对比，试图通过一个历时性的研究分析，勾画出这三大报纸对西安事变的报道脉络，构建出不同媒体的报道框架。同时在具体操作上，选取西安事变中几个典型的日期，对其报道做对比，并以此为节点扩大后编织出一条清晰的网络。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创造性的通过对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立场的《大公报》、《中央日报》、《解放日报（西安版）》对西安事变同一时期的报道做纵向梳理，尝试以框架理论的知识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来勾勒出三类媒体自身潜在的新闻报道框架，再横向对比三者报道的不同侧重点和内容，从中找出媒体在不同话语结构下构建的媒体真实，最后通过选取典型节点来重点分析新闻文本，并以点窥面，总结出各家媒体通过自身的新闻框架对社会公众传达出不同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对西安事变造成不同方向的推动和影响。　　 本文对西安事变的全程报道做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利用议程设置、框架分析等理论方法试图归纳出不同性质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分析他们在此事件中分别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西安事变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期待从中寻找出深藏在这些报道框架背后的深层次信息，以此能对当今媒体实践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最终笔者发现三家媒体在其新闻报道上有比较明显的报道框架支持，各自在鲜明的目的指引下选择性的报道西安事变，构建出具有各自特色的新闻事实，来传达给受众希望达到的信息，而只有综合三家媒体的全部报道，才能够对西安事变有一个完整的认知和诠释。　　 《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的党报，始终以强烈的政治目的控制其报道方向，处处显示其“威慑框架”。《大公报》则全程参与并记录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从其报道中可以看出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的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在担忧国家分裂的同时，积极参与多方筹划，为促进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此刻它展现的主要是“劝诫框架”。《解放日报（西安版）》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接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机关报《西京日报》而改办的一张报纸。作为在当时信息封锁的环境下西安地区唯一一份报纸，《解放日报（西安版）》担负着向外界传达事实真相的重任，同时宣传张、杨二将的抗日主张，其建构起的“鼓舞框架”为解释、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