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新兴的犯罪方式层出不穷,一些犯罪方式表面上披着“帮助行为”的外衣,实则已经具备了成立正犯所应具备的要件。这种“帮助行为”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中帮助行为的范畴,构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行为”。将这种类型的帮助行为予以正犯化处理便是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是指,在刑法分则中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或违法行为的帮助行为予以单独规定,适用独立的犯罪构成概念,适用分则独立的法定刑。因此,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处理应当依照以下规则:定罪上,不再依赖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量刑上,不再适用总则中关于从犯的处罚规则。但“帮助行为”与“帮助犯”并不等同,不能将“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定义为“帮助犯的正犯化”。正是由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将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脱离,在定罪和量刑上脱离总则的相关规定,使得学界对此理论颇有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坚持共犯从属性还是共犯独立性。对此,应当从刑法基本原则、积极一般预防和司法便利化三个方面肯定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必要性,同时应当坚持客观主义立场和结果无价值论,肯定共犯从属性的根本地位,并找到运用共犯从属性理论解释相应问题的合理路径。从1979年《刑法》确立“介绍贿赂罪”为伊始,我国便有了关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探讨。此后该立法经过了漫长时期的发展,通过修正案的形式不断地完善,使得其他帮助行为也出现在了正犯化的视野当中。直至《刑法修正案(九)》公布并实施之后,为他人考试作弊提供作弊器材、试题答案的行为,帮助他人实施信息网络犯罪的行为,资助非法聚集的行为均在分则中作了独立规定,从而将“帮助行为正犯化”这一理论更清晰地展现在学者面前。我国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罪名相对较多,主要包括资助型犯罪、居间介绍型犯罪、提供特殊内容型犯罪、提供帮助型犯罪四类正犯化罪名。目前,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尚在不断完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立法上的不足之处,包括罪名认定混乱、罪状表述不合理、法定刑设置不合理。因此有必要对这些立法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给予相应对策上的建议。通过明确“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明确罪名和罪状和合理设置法定刑,以完善我国关于该理论的立法体系,使得“帮助行为的正犯化”更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的需要,提高司法实务中的适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