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从词史和心态史出发,围绕诗化和贬谪,对苏门词人展开研究。以词人活动及词作编年为文献基础,重在文本细读,以心会心,以求对苏门有更多的认识,继而更加了解北宋中后期的文学、文化及文人生存状况。第一章对于苏轼“以诗为词”再作探究。宋人围绕苏词的争论,实己触及到了词体本质问题,词体包含体制和体性,即形式构成和审美风格,协律之争与诗词之辨即是这两方面的典型体现,后世关于词体的争论基本不出此范畴,而“以诗为词”、“句读不葺之诗”的评判不包含音律层面,重在强调诗词审美风格的不同。通过对杭州词的仔细梳理得出,苏轼早期对于词体是在钱塘一带以张先为核心的歌词创作氛围中,以诗歌交往酬赠的功能介入的;与柳词相比,苏词的章法脱胎于柳词高境,只是抒情功能产生了从艳情到士大夫之感的变化。选取苏轼的咏物诗词进行详细比较发现,有深沉情感寓托的咏物词,是对比兴寄托类咏物诗的一种分流,并且与苏轼的贬谪生涯相同步;在分流的过程中,词与诗既有趋同性又有差异性,比兴手法更为深微是咏物词区别于咏物诗的根本所在,正是差异性的存在使得苏轼的咏物词保留了词体幽微要眇的情感特质与隐性起兴的抒情方式,从而完成了对词体的革新。第二章论述诗化背景下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对苏词接受程度的异同。黄庭坚追随苏轼以诗为词,有以下特点及缺失:情感特质上缺乏词心,语言修辞及比兴手法上生新出奇、尚理少意兴,风格意境上倔强峭拔;但黄词也有独创之处,后被姜夔发展为清空的独特审美风格,姜夔正是把黄词中缺乏的幽微之情与比兴之法加以弥补,又继承其峭拔之格与瘦健之句,黄庭坚的硬峭到了姜夔手中,词味就全部出来了。历代关于秦词的评价中,清的频率出现颇高,清的特色与诗文的清雅传统有很大的关联,这也表明了秦观词的雅化趋势;与晏几道相比,秦观词的情感已有所转向,小山词是以小令写艳情的极致,在词中形成一种爱情美学,而少游词的成就实不全在于艳词,而是接轨后主的身世之感;于柳、苏之外,独树一帜,虽然风格不同,秦观与苏轼契合实深。晁补之对于不同风格的词是兼容并包的,并且能够超出音律的限制强调词的文字审美,唯对于苏黄词的评论似有矛盾之处,其词论取苏而否黄,实是对于词的诗化有所取向,在诗化的道路上规范词体的审美风格:用典、散文章法、次韵是晁补之词诗化的典型体现。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探讨苏门词人的贬谪心态。“桃源”与“扁舟”分别是秦观与苏轼贬谪词中出现的典型意象,代表了绝望和希望、抵制与接受两种不同的主体心理;桃源是一种理想,通向引人绝望的虚无的世界,秦观用来指已逝的美好,情感指向于过去,最终为情所役,其词有大量的“追忆”之语;而扁舟归隐,是一种已经有前贤实践的可行的现实选择,实是自由人格精神的象征,取向于未来,提供了一个通向自由的桥梁与渠道,引领着主体接受并克服眼前的困难从而实现超越和解脱,苏轼终至有情而不役于情,苏词中出现更多的是“归去”。黄庭坚在贬谪生涯中从傲视万物到看破世情,虽然都是走向超越,但却与苏轼不同,黄庭坚是心性中的参透,苏轼是体验后的超越;黄庭坚对于苦难和苏轼一样,是坦然面对的,但却避开了痛苦的体验,以理遣情,在悲伤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驱遣了,苏轼因为内外相合,不用刻意费力地抵御,所以是一种通透的超旷,而黄庭坚因为内外的矛盾并没解除,并且矛盾被转化到内心去运转、消解,无疑加大了超越的难度,所以呈现出一种倔强的超脱,继而转向看破。晁补之在贬谪生涯的不同时期,词中的常用典故有一个递擅更迭的过程,刘禹锡到阮籍再到李广、陶渊明,是其不同心态的代表;虽然都效慕陶渊明,但晁补之却与苏轼不同:苏轼慕陶,是貌未必同,神理合一,是基于形而上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终极追寻;晁补之慕陶,是形貌俱似,而神理有别,是借陶来发舒己心之郁结,重在环境景物的取貌以及躬耕处境的摹写,在人生的理解与追问,在所达到的生命高度上,晁补之实难窥其项背。词境系乎词心,关乎遭遇,苏门同时期的词人晏几道在词中形成避世的爱情美学,贺铸是党争中士不遇的典型,词中充满了不遇的寂寞之苦,而周邦彦词中流露了两党夹缝中求生存的士大夫宦游的羁旅之思,苏门词人历经贬谪之苦,万里投荒,九死一生,与同期词人相比,词境上有明显不同。